1.史匹曼拜見國王

十二月十日／週五晚上。

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的想法，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常人以為的還更要強大。的確，世界是由其他的少數人所把持。認為自己能不被任何智識影響的平凡人，通常都是某些廢經濟學家的奴隸。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在這個特別冷的十二月夜晚，史匹曼正是「人要衣裝」的最佳範例，或者以他自己來看，是剛好相反。大禮服後面的衣角距離地只有幾英吋，非但沒有拉長他的身形，反而看著更顯圓胖。但他倒是不擔心衣服，要煩惱的是等會兒上場的禮節。今晚，他要拜見國王。

地點是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的「藍廳」（Bla Hallen），史匹曼前來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天已經非常值得紀念了：遊覽歷史地標和瑞典建築，接著是晚上的諾貝爾晚宴。65張桌子，坐滿瑞典王室家族、得獎者、特別來賓與其他客人。桌巾是超過三百年的皇室御用品牌「艾克倫」（Ekelund），桌上的「羅斯蘭」（Rorstrand）瓷器與「歐瑞佛」（Orrefors）水晶杯映著昏黃的燈光閃閃發亮。餐點是瑞典式美食，有鮭魚、龍蝦，還有野味。餐桌上的談話五花八門，娛樂更是頂級。最後來到典禮的時間，史匹曼在心裡默默算著等等要自己要做的禮節。雖然之前也曾受過獎，但這次可是學術界的最高榮譽。就連名字「諾貝爾」，感覺都更為更光榮。要是換成像「瓊斯獎」，可就沒這麼威了。

不過這個諾貝爾獎來得也不是那麼意外。年過五十的史匹曼是舉世聞名的作者，也引領著重大思潮。還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時，老師便看出他的優異。到了研究所期間，教授群也一致認同他是明日之星。來自哈佛大學經濟系的邀請，更顯示學術界所見略同。他也沒讓人失望。史匹曼很快就讓這間大名鼎鼎的系所更添光彩。

當史匹曼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一出，哈佛的公關部門立刻大肆宣傳。有些學校是在美式足球場上廝殺，但哈佛與長春藤名校則是在教授贏得的學術獎項上比拼。贏得大學賽獎盃可以讓學校登上報紙的體育版。但諾貝爾獎可是頭版頭條等級的榮耀。在經濟學領域，芝加哥大學是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數量遠勝其他任何學校。史匹曼獲獎，會讓哈佛在芝加哥的地盤搶下一席。

在典禮上，史匹曼的太太佩吉一身明豔動人的淺藍亞麻禮服，襯托出豐滿的體態。在佩吉旁邊坐著兩人的女兒派翠西亞。這禮拜她放下獸醫工作，專程來斯德哥爾摩見證典禮。「動物得先等等。」她笑著說。

當主持人說出，請經濟學獎得主「上前從國王陛下手中接過諾貝爾獎」時，史匹曼站起身，走到舞台中央，和皇室握手，然後鞠躬，一如受獎指示。這輩子第一次，有皇家管弦樂團的喇叭齊鳴，慶祝他作為經濟學家的成就。同時這也是這輩子頭一遭，史匹曼一舉進帳一百萬元。

在返回波士頓洛根機場的飛機上，史匹曼回想自己的根源。他的父母在希特勒稱霸之前來到美國，幾乎身無分文。史匹曼從小在父親位於布魯克林的裁縫店樓上長大，在人生前二十年，那就是他的世界。現在他回到當年雙親逃離的大陸，接受皇室款待。更重要的是，從此之後，他將和眾多經濟學巨匠齊名，包括：

艾克羅夫Akerlof

艾羅Arrow

貝克Becker

布克曼Buchanan

寇斯Coase

傅利曼Friedman

海耶克Hayek

康納曼Kahneman

盧卡斯Lucas

納許Nash

舒茲Schultz

森Sen

史密斯Smith

梭羅Solow

史蒂格勒Stigler

史迪格里茲Stiglitz

托賓Tobin

維克律Vickrey……等等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從此不再相同。

結果也的確不同。

3.寇斯不擔心

十一月十五日／週二下午

「這又是你另一個怪主意，」局長說，他習慣把任何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冠上「怪」之名，因此活在一個絕對「怪」的世界。

──小說家 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布雷克‧貝禮瞄了一眼大廳，看到史匹曼教授走下走廊，趕忙走到他面前。貝禮長長的紅髮從波士頓紅襪隊棒球帽伸出來，臉上的黑角眼鏡讓他的髮色越發明顯。當貝禮上氣不接下氣追上史匹曼時，這位名經濟學家正和同事談得口沫橫飛。這是中午時分的哈佛樓，主要的教室大樓。多數時候這棟樓的大廳和樓梯都是空盪盪的。但今天這個時候，又餓又吵剛下課的學生，從各個教室門口魚貫走出。

「史匹曼教授，不好意思打擾了，但我得請教你一件事。」

「喔？」史匹曼教授皺起眉頭看向貝禮，認出這個無理的提問者是剛下課的中間產品價格理論課學生。他心裡暗暗笑了一下。布雷克這種學生在每個課堂每個主題上都看得到，上課時安安靜靜，總等到鐘響後才大鳴大放。

貝禮還沒提出問題，史匹曼就舉起手，指著他的同事說：「貝禮先生，你認識心理系的韓德森‧羅斯博士嗎？」

25年前，史匹曼和羅斯都從哈佛開始學術生涯。即便兩人研究天差地別，但還是結成了好友。羅斯高頭大馬一頭黑髮，史匹曼則是禿頭矮個兒。羅斯戴隱形眼鏡，史匹曼則喜歡眼鏡。羅斯穿得像嬉皮，總是一身牛仔褲和圓領衫，再背個帆布書包。要是不看年紀，或許會以為他是40年前從校園示威抗議裡直接過來的。另一方面，史匹曼則是落伍20年的風格。高中生樣的卡其褲、襯衫和條紋領帶和獵裝外套，拎著裝滿上課講義的公事包。讓兩位教授結成好友的，是他們拿到哈佛終生教職的生存記。撐過死亡之路的少數幾位士兵總會很快成為好友，不管種族、膚色和信仰。能夠拿到菁英大學終生教職的少數教授也有著同樣的惺惺相惜。

「嘿，你好嗎？」貝禮回話，在史匹曼介紹完後，看了羅斯一眼。

「不錯，你好嗎？」

「呃，應該還過得去」在轉向史匹曼的那一瞬間，貝禮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當一位心理學家問：「你好嗎？」有什麼弦外之音？是不是個深層複雜的問題？但年輕大學生知道要是追問羅斯的真正意思，會岔開他要請教史匹曼的問題。

「史匹曼教授，我不太懂你上禮拜的課，關於房地產開發商的？你最後說即便一個人擁有全美國的土地，也無法用獨佔價格價。對嗎？」

講到這裡，羅斯一臉同情這位好奇的年輕人。心理學大師拍了拍年輕人的背，對他的同事笑著說：「老史，幫這個可憐的孩子一把，讓他搞清楚這件事。顯然他聽錯了，我一直說你收太多學生了；結果就是這樣。我們知道從心理學上來說，小班教學激勵效果比較好。」

史匹曼笑了笑說：「雖然教室裡人很多，但貝禮先生的聽力沒問題。我就‧是‧這樣講的。要是你擁有所有的土地，你會和洛克斐勒一樣富有。這點無庸置疑。但你無法以獨佔價格標記任何一塊土地。」」

「拜托，老史，聽起來是狡辯。」

「不、不」史匹曼回答：「讓我稍微換個方式說，請問兩位，假設某人擁有全美國的土地，假設你想跟他買個幾畝地當成投資，要是他不保證不用更低的價格出售那塊地的額外部份，你還會買嗎？」

「當然不買。」史匹曼自問自答，解釋說：「否則你要怎麼保護自己的投資？至少你會堅持，要是他要以更低價格出售更多土地，賣方得用你支付的價格買回。或是你會堅持他拿出的任何其他土地，會用於像是公園這種非商業用途，不會影響你的投資。否則，」他停了一下，確認兩人都還專心聽他講：「你或是任何其他理性的經濟人，永遠不會買任何地。所以，貝禮先生，就像我在課堂上講的，即便是擁有所有土地的人也要受市場所規範。名叫寇斯（Coase）的經濟學家首次提出這個論點。現在我們稱之為寇斯猜想。」

史匹曼熱切地想從聽者臉上看到初次領悟的表情，但並沒有發生。他把手放在學生肩上，繼續說：「貝禮，我在課堂上的論點是這樣。假設你賣某樣耐久財，某種不會因為時間或要素而改變的東西。而你面對的買方可以延後採購，那麼時間本身會變成替代品——就像有個看不見競爭對手在壓低耐久財的價格。所以即便你是唯一銷售某樣耐久財的人，要是你不能讓人相信未來不會調整價格，你將無法行使獨佔權。」

史匹曼等著對方回應，但沒反應。心理學家看著貝禮說：「年輕人，你看，史匹曼教授就是有這本事，讓我們聽得一愣一愣，就是這樣他才這麼受學生歡迎，讓我們其他教授眼紅。有時候我們有些人甚至懷疑，史匹曼可能是對的，或者他只是講得似是而非。」

面對羅斯善意的揶揄，史匹曼只是一笑置之。他知道他們兩個人對世界有不同的觀點。但史匹曼永遠樂觀地認為，在意見的領域裡，經濟學的思維最終會稱霸。至於羅斯這邊則擔心，即便史匹曼的經濟學是錯的，但他說的可能正確。

史匹曼從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和獎金回來之後，羅斯也開始更仔細觀察這位朋友。身為心理學家，羅斯知道佛洛伊德從來沒有分析過「同儕嫉妒」。佛洛伊德的嫉妒理論是以別的主題為中心，是人心下方的那個部分。但是非常熱中於觀察大學生活的羅斯認為，「同儕嫉妒」或許是學術成就的可靠指標。而且他也知道，現在好友史匹曼正是活生生的例子。

兩位教授和學生閒聊在愉快氣氛下的結束，大家各自離開。沒課的時候，在哈佛教職員俱樂部裡，大家都知道史匹曼很健談，也喜歡和他一塊用餐。但在結束早上的課之後，他會回到立陶爾中心的辦公室裡獨自用餐。他發現上課很累人，特別是課程進行順利的時候。教好一堂課原比敷衍了事要費力得多。

史匹曼在上完課後不想和人打交道還有另一個原因。這些年來他瞭解到，評估上課進展狀況的最佳時機，就是在剛上完課之後。史匹曼認為，等上好幾個月甚至是一年才重新檢視教材的人，是錯誤的。等到那時，哪裡做對哪裡做錯，早就忘記了。

羅斯知道史匹曼一心想要教得更好，也曾一度問他：「老史，在你教完做課後評估的時候，怎麼樣才能被你認為是完全滿意，無法再更好？」史匹曼笑著，眼睛閃呀閃地說：「好的課，不需要再改進的課，是當學生把你扛在肩上走出教室，遊行繞校園一週的時候。羅斯也回答得一本正經：「照這樣來看，我們多數人一年只有教出幾堂好課而已。」

吃著輕食，史匹曼拿起桌上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因為他是個經濟學家，學生總期待他能飽覽世事，即便學生自己做不到。在報紙的第二落，有一則標題抓住了他的目光：

〈德州藝術犯罪〉德州聖安東尼奧（美聯社電）：

州警與地方警察於11月14日搜索聖安東尼奧知名外科醫生兼藝術收藏家勞爾‧拉莫司醫生的家，調查他家被闖入的事件。他所收藏的本地著名藝術家崔斯坦‧惠勒的五幅畫作也因此失竊。

被偷的畫作包括惠勒的〈藍色畫像〉（A Portrait in Blue），根據畫家所言，這幅畫代表他「終於能突破現代藝術的資本家侷限」，也是他在國內成名的一連串畫作的第一幅。

警方在中部標準時間凌晨三點接到來自歐克蒙大道住宅的報警電話。家裡的女傭被起居室的聲音吵醒，而畫作就放在起居室裡。搜索家裡的警方並未對記者評論案件細節。

拉莫司是聖安東尼奧藝術界裡的知名收藏家，也經常主辦慈善晚會支持城裡的藝術博物館。聖安東尼奧崔維斯美術館的路易斯‧馬丁告訴記者，某位晚會的貴賓可能聘請專業竊賊下手。拉莫司聽到這個說法時，也承認有其可能，表示他想畫作可能不會被尋獲。「我不覺得我可以找到這些畫。最後大概會落入某人的私人收藏，其他人都再也不會看到。」拉莫司醫生說，他損失甚鉅，因為這些作品都沒有保險。他也拿出一百萬獎金想要找回畫作。

多數專家相信，在這樣的案子是在跟時間賽跑。「藝術竊案必需要能快速破案。一旦藝術品消失一陣子，通常就永遠也找不到了。」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警衛長席尼‧范‧佩特（Sidnee Van Pelt）是藝術竊案的專家。他向《波士頓環球報》做出如上評論。

史匹曼按下電話上的對講按鈕，呼叫他的長年助理葛洛莉亞‧溫特斯。當她進到辦公室時，史匹曼把報紙拿給她，指著他剛才讀到的報導說：「葛洛莉亞，麻煩把這則新聞剪報存檔？」

「你想要存在哪裡？」溫特斯問。

史匹曼摸著下巴，瞇起眼睛想了一會兒。「放在我們要送到聖安東尼奧的箱子裡。然後標上『吠叫的狗』檔案夾」。

4. 偵訊竊賊

十一月十五日／週二下午

把每件事都倒過來看。絕對不當成是理所當然。

──迪克•法蘭西斯（DICK FRANCIS）

「讓我搞清楚，你是有聽到還是沒有聽到樓上有人？我不懂是哪個。」費茲‧席格菲警探正在聖安東尼奧警局偵訊蘿西‧瑟古拉。他一屁股坐進辦公椅，聲勢驚人。當他舉起手臂把手肘放在桌子上時，這位魁武大漢的二頭肌漲得跟葡萄柚一樣大。他懷疑地打量著小女傭。他的手下一開始抵達拉莫司家裡調查竊案時，已經偵訊過她了。席格菲知道在聖安東尼奧的多數拉丁美洲裔人士都是守法的公民。

但是蘿西的說法裡有幾個矛盾之處，他決定要自己問清楚。「我說我有聽到，但然後我又沒聽到，然後我又聽到了。等我又聽到的時候，我就走上樓梯，帶著我的剪刀，去看看我聽到什麼。」蘿西用哀求的眼神看著席格菲。她一點也不怕被驅逐出境，但她得有個好工作才能寄錢回去墨西哥給靠她生活的家人。當政客爭論移民議題時，對她來說關係的不是公共政策，而是經濟存亡。

「你說你上樓去的時候，有看到人嗎？像是你說你聽到的人？」

「沒有，我沒看到人。」

「你上樓時是幾點？」這問題已經有人問過了，但席格菲不罷休。因為罪犯常常說謊掩蓋自己的舉止，故事裡的矛盾常會透露出更多內情。

「我講過了，那是凌晨兩點半。我床邊有個鐘，我聽到噪音起床時看了時間。」

「所以你聽到噪音，有人在樓上，但你說不出是誰。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說不出是誰是因為我沒看到任何人。我上樓的時候，樓上沒有人，至少餐廳和客廳裡沒有。然後廚房也沒有，走上樓會先到廚房。」

「你有查看櫃子嗎？還是只有餐廳跟客廳？」

「我才不敢看櫃子裡。我上樓之後，拿了一把菜刀，但我還是不敢看有沒有人在櫃子裡。等我查過飯廳和客廳時，我就叫拉莫司先生，然後他打給警察。」

「瑟古拉女士，」警探一改嚴厲的語氣，用一派慈祥爺爺的口吻說：「如果你沒看到人，又怎麼知道有人來過？」

「因為畫作全部都不見了。所以我知道。」蘿西看警探的眼神，好像他是個無聊的孩子。「我昨天跟警察說過了。我知道畫作不會自己長腳跑到屋外。一定有人在樓上。不管是誰，那就是我聽到的人。」

「如果畫作不會自己出走，那麼就是有人拿走了。可能是你的老闆，但你說你叫他的時候他在床上，對嗎？」

「對，他在他的臥房裡。」

「你說你在拉莫司醫生這裡工作多久了？」

「快要七年了」蘿西說，不懂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不是你老闆拿走畫，我猜可能是你拿的。你知道畫在那裡。你也在這裡工作夠久了，對房子裡的每個角落縫隙都瞭如指掌。屋子裡大概有你知道但拉莫司先生不知道的地方。」

當席格菲警探說她可能是賊的時候，蘿西明顯震了一下。「不是，不是，你不明白。我關心拉莫司醫生。我工作很認真。我永遠不會偷拉莫司醫生的東西。這些年來我一毛錢都沒偷過，你覺得現在我還會偷他的畫？」蘿西又露出求情的眼神。

「但如果不是你做的，拉莫司醫生也沒有偷他自己的畫，又怎麼會有別人偷？你的老闆說他起來的時候門是鎖著的。我的人也沒發現窗戶被打破或撬開的證據。那天晚上還有別人在屋子裡嗎？有家人？」

「只有我們。我老闆他離婚了。他有兩個小孩，但是都長大了。兒子住在奧斯丁，女兒住在北邊，密爾瓦基，我最近聽到拉莫司醫生說。」

席格菲警探躺回椅子上沈思。如果蘿西想要偷老闆的東西，為什麼要偷藝術作品？身為女傭，她不太可能知道要怎麼把高價的畫作銷贓。而且，為何要叫醒老闆？除非這本身就是要擺脫警察的計畫…？另一方面，在警探的工作裡永遠有另一方面，席格菲知道某些罪犯之所以得手，就因為罪行看起來太不可能。

蘿西有可能等待時機下手，避開偷老闆零用錢這種比較明顯的誘惑，轉而朝大筆的下手：房子裡最值錢的資產。此外，拉莫司醫生經常在家招待客人，而拉莫司家裡的社交活動也和藝術社群有關。蘿西可能會聯繫其他人，或是有人找上她，藉由她來把畫作移出房子，然後賣出變現。席格菲設想，有什麼情況會讓蘿西家裡需要一大筆錢，或許是要看病？如果是，幫忙行竊的慾望可能會壓過對老闆的忠誠。

還需要再觀察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