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閩南海上帝國與南海文明的興起（摘）
進入十七世紀以後，隨著葡、西、荷、英四國在亞洲競爭的加劇和貿易數額的增長，作為歐洲人對華和對亞洲貿易所不可或缺的閩南海商勢力，也急速膨脹起來。他們的經營版圖，不斷擴大，從傳統中國船隻出入的港口到新興的歐洲人貿易港市，都是這些海商頻繁出沒的地點，成為這一時期引領東亞大航海時代前進步伐與推動東西方貿易加速發展的主要力量。
這些閩南海商在各個港口或港市建立了本身的據點，形成一個遍布南海四周的閩南海商網，不斷吸引更多的閩南海商與移民到來，為熱帶經濟作物和自然資源的生產與開發提供了必要資金與人力，並支撐了當地對歐洲與對華遠洋貿易的發展。當十六世紀初期印度與阿拉伯商人的勢力被歐洲人趕出之後，歐洲人能夠在亞洲生根立足，南海經濟得以更加繁榮發展，與閩南人在整個南海區域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
閩南人海上版圖的擴張
荷蘭人占領巴達維亞後，閩南人商業版圖的擴張日益加速，至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時期及於巔峰。一幅推測是在萬曆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年）之後繪成的明代航海圖（見隨本書附贈的地圖），結合了歐洲繪製地圖的概念與技術，較精確地標示了從日本到印度洋的亞洲地名，這些是當時的中國人對周邊世界的深度理解，也是十六世紀初期閩南航海家們足跡所至的天涯海角。這個以漳泉為中心投射出去的地理疆域，就是閩南人的海上版圖。
這幅地圖的閩南人版圖，北起朝鮮半島和日本本州中北部的新潟、仙台一帶，南至爪哇全島和東帝汶，東至香料群島的安汶（Ambon），西至蘇門答臘島最西端的亞齊和印度洋上的安達曼與尼可巴群島。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幅圖中，在泉漳之東有彭湖（澎湖島）、北港和加里林（今台南佳里）兩個地名分列南北的台灣島。
從宋代以來中國航海家們即開始使用的萬里長沙（西沙群島）和萬里石塘（南沙群島），也都清楚標示在南海船隻航行線路外側。
在當時亞洲最活躍的這個經濟地域內，從事海洋經濟活動的人數、所覆蓋活動區域的廣度，以及活動據點的數目來說，無疑要以閩南人為各國商民之最，歐洲人、馬來人都無法望其項背。不論是葡萄牙人之外的歐洲人無法出入的澳門，西班牙人之外的歐洲人無法進出的菲律賓，荷蘭、西班牙人占據台灣後其他歐洲人無法通航的台灣，一六三三年鎖國後荷蘭人之外的歐洲人無法進入的日本，以及受到殖民國或統治者劃定其往來對象的南海諸邦，都是閩南人及其海船可頻繁登岸的地點。
從所經營的經濟行業內容來說，閩南人涉足的領域也遠非其他各國商民可比，幾乎涵括了當時可以想像的所有領域，包括航運、生產與製造、商販、種植、開礦、食品供應、工匠和服務等形形色色的經濟活動。
具體的事例是，在澳門，葡萄牙人必須依賴當地的中國海船和船員來進行對日貿易。一五八二年在台灣遇難的船隻為中式帆船，以及船上有八十名中國人船員的事例，說明了葡萄牙人對中國人的依賴程度。明代遣使琉球，船工多為漳州人，澳門開埠後與葡萄牙人合作的對象多為閩南人，因此使用的船員也應以閩南籍為主。
在南海諸邦，閩南人在人數上僅占少數的歐洲人與信仰伊斯蘭為主的當地人之間，建立起了經濟橋梁，提供了資金、知識、技藝與充裕的人力，使兩者的需求獲得更順暢的銜接，從而幫助推動南海諸邦的熱帶原料商品更快速進入世界市場。
更重要的是，閩南人是歐洲人可賴以建立中國貿易聯繫的唯一管道。在明朝政府的種種貿易限制下，中歐貿易能夠長期維持不墜，明朝中後期能夠開放漳州月港與廣東澳門兩個窗口，吸收大量白銀外匯，閩南海商可謂功不可沒。相對的閩南人也成為歐洲文化與先進技術的最早引進者，尤其是對西洋大砲的仿製鑄造，更走在中國人的前列。
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中荷軍隊對峙澎湖，荷蘭人在明軍大軍壓境下被迫退占台灣，當時的廈門水師已擁有仿鑄的千斤甚或數千斤重的西式大砲。待鄭芝龍勢力興起後，其船堅砲利更所向披靡，因此能夠實際成為台灣海峽的主人，連荷蘭人都不能不看其臉色行事。鄭成功繼起後，其賴以擊敗荷蘭人收回其父故土台灣的實力，亦主要是因為他已經擁有了比荷蘭人更強大的大砲和更訓練有素的軍隊。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他的部隊在最後擊敗荷蘭人的攻堅戰中所使用的大砲砲彈，最重者達三十磅或三十六磅，而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砲，最大者亦不過使用二十四磅的鐵彈而已。
正是因為鄭成功的部隊所擁有的戰爭實力，在其進軍台灣之前，連兩千里外的馬尼拉西班牙人，都對其畏懼不已，時時擔心他下令南下攻擊。海峽對岸的荷蘭人就更不用說了，經常派人打聽他是否會出兵台灣。
但是，鄭氏家族所擁有的不只是軍事實力，還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他的商船航行到閩南人的海外據點所存在的任何地方，與各地的閩南人聲氣相通。「凡中國各貨，海外人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
即使是鄭成功去世後，兒子鄭經仍在清朝的嚴厲封鎖之下，保持海外強勢作為。「興造洋艘、鳥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今越南北方通稱）、東京（今河內）各處以富國。」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西班牙人教士到台灣，參見鄭經，擬請准在台傳教，被警告說:「凡洋船到爾地交易，不許生端勒掯。年當每船進貢或舵或桅一。苟背約，立遣師問罪。」鄭經對西班牙人展現的這種強勢姿態，客觀反映了當時的明鄭在南海區域的軍經實力。
以鄭氏家族為代表的閩南人的這種軍經實力和商業網絡，在從東亞到東南亞的廣闊海域及其周邊地域，結成了一個龐大而又無形的閩南人帝國。這個帝國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因為它並無國家力量的支撐；它的組成成員也只是操著同一種方言的商人、農民和工匠而已，並不是有組織的武力。但是，他們是中國封閉時期國力向外和平延伸與疆土擴張（台灣）的主力，是歐洲人賴以在亞洲存在和拓展的依恃力量。在其帝國範圍內，世界最大宗的商品幾乎都有他們參與生產、製造或流通，他們經手運輸的瓷器、絲綢、香料、茶葉和白糖等，不斷流向日本、墨西哥和歐洲；反過來作為世界貨幣的白銀，又透過商品的交易，從日本、墨西哥和歐洲人的各個據點源源流入他們的手中。
直至清政府消滅了台灣鄭氏政權從而切割了閩南人龐大的商業版圖為止，閩南人在海內外勢力所及的完整地域內，一直都是吸納全球白銀外匯的巨大磁場。閩南帝國成為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閩南人源頭的漳泉地區，也開始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雖然這個繁榮時期因為清人封鎖了閩南人的海外通路後突然中斷，但是歷史的榮景並未因為朝代的更迭而一去不返；三百年後，在鄭成功帶領閩南子弟自荷蘭殖民者手中搶回的台灣，它又再度展現光華，成功打開了吸引世界外匯源源流入的通道，並在上個世紀末期，將這條通道接通中國大陸，促成中國大陸在亞洲創造和引領經濟發展的奇蹟！
南海文明的興起
在十六、七世紀閩南人和歐洲人勢力的互動下，在東亞和東南亞出現了可稱之為「南海文明」的一個新型文明。它是立足於海洋與島嶼的文明，有別於中國傳統的陸地文明；它揉合了中國、日本、歐洲和東南亞文明中的海洋活動元素，是儒家、佛教、印度教、伊斯蘭與基督教等世界最主要文明首次交會碰撞的產物，是當時在一個地域內集合了最多元種族與語言的商業文明。它以圍繞南海（South China Sea）海域的邦國為其組成單元，以海洋貿易為活動核心，以島嶼口岸為依託，以中國商品和熱帶產物為主要貿易內涵，成為推動人類第一波全球化的最重要基地。
這個文明圈大體以萬曆年間明人所繪的航海圖範圍為其地域範疇，即當時閩南人的最大活動範疇，北及日本九州，南至蘇門答臘與爪哇構成的東西向島弧南緣，與澳洲為界；西達印度洋東緣安達曼和尼可巴群島，東抵香料群島。這也是日本研究東西文明接觸史與比較經濟史的學者川勝平太所稱的「海洋亞洲」（Maritime Asia）的範疇。澳門與台灣為文明圈中北聯日本、南通南海諸邦的樞紐。
這個文明圈的前身是明朝概念中的東西洋範疇，是隋朝以後中國商船頻繁出入的場所（至唐朝末年為止，船隻主要由廣東口岸出發，以後逐漸轉移到福建口岸），大致從宋元起，中國商民已在一些口岸建立了牢固的立足基礎。
南海西側，即明朝所稱「西洋」的範疇，包括中南半島與馬來半島諸邦國，是一千多年來受到婆羅門教、佛教和後來的印度教影響的地域；位於南緣的爪哇和蘇門答臘島以及南海東側的「東洋」，包括北婆羅洲的文萊和菲律賓島嶼，則受到十三世紀後期開始迅速傳播的伊斯蘭影響。這些宗教的力量塑造了南海文明的原始格局。中國商民與這些不同宗教信仰地區保持了良好的商業往來。一五六七年，占領菲律賓宿霧島的西班牙人發現中國商人與呂宋島和民多洛島的摩洛人有生意來往。
西班牙人與荷蘭人的勢力在南海地域的出現，改變了南海文明的原有格局，尤其是西班牙天主教會的強勢作為，更徹底轉變了菲律賓島民原有的信仰生態。西班牙人仿效在墨西哥、秘魯等地的做法，在馬尼拉市中心設立了大教堂，作為鎮壓他種信仰的象徵，居民多被迫改信天主教，但是菲南島嶼則頑強抵抗了這種宗教壓迫，保持了原來的伊斯蘭信仰，西班牙人屢欲剷除而不果。至今菲律賓南部仍是亞洲伊斯蘭信仰的重要區塊。
荷蘭人是虔誠的基督新教信徒，但是他們統治前期對轉變當地居民的信仰並未採取強勢做法，因此荷蘭人占有巴達維亞後，當地居民在保持自己的信仰上與荷蘭人大體和平相處了相當長的時期。
此外，當地的伊斯蘭信仰已經成為紮實的本土信仰，融入了更早傳入的佛教、印度教和部落信仰的某些成分，因而已經對原來的伊斯蘭教義做出調整。
除了閩南人、歐洲人外，處於南海文明圈最外緣的日本人，也一度為南海文明注入了日本文化色彩。
從豐臣秀吉統治的晚年起，日本開始派出朱印船（領有幕府所發的出航許可「朱印狀」的船隻）船隻出航前往南海諸邦從事海外貿易，單是一五九二年的首次出航，就有九艘往訪馬尼拉、澳門、安南（即交趾）、東京（河內）、金邊、六坤、北大年等處。德川家康繼豐臣秀吉成為日本統治者後，從一六○四年至日本鎖國的一六三五年，總共發出三百五十多張朱印狀。跟隨朱印船到南海各邦並定居下來的人數從數百至數千不等，如在暹羅大城的就有一千五百多人。日本人居住的日本人町猶如唐人街，點綴了馬尼拉、會安大城、金邊和巴達維亞等港市。
在這個文明圈內，閩南人扮演了強勢的歐洲人與弱勢的海島民族之間的平衡角色。他們秉承鄭和船隊的和平傳統，以友善經商為宗旨，不炫耀武力，不掠奪當地資源，不屠殺土著，與殘暴殖民統治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的行徑，有著鮮明的對比，並因此成為歐洲人欺凌的對象。但因為他們在整個供應與流通環節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其與歐洲人和本地人之間的共生關係始終維持不變。
與華人相較，日本人在南海諸邦的地位，表面上看似不相伯仲，但有本質上的不同。由於住在各港市的日本人，多為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後難以在日本立足的流浪武士，是一群好勇鬥狠之徒，這些人不像農民出身的當地閩南華人那樣，在異地仍有宗族或同鄉勢力的相互約束，個性息事寧人，因此往往成為歐洲人的傭兵和屠殺華人的幫兇。他們還販售武器，介入當地政爭，在大城甚至成為王室護衛，參與了暹羅內戰。但是，他們受到日本幕府對外政策的牽制，也不能像閩南海商一樣將海外貿易的主導權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在南海海域的存在如曇花一現，在日本鎖國之後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滋養了華人、歐洲人和日本人外來者的本地人社會，早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已與中國、印度和西亞各國有了久遠的貿易往來。位於中南半島的安南、真臘（柬埔寨）、暹羅、緬甸等國，屬源於印度的南亞語系，早已立國，受印度教與佛教影響，政治體制相對完整。華人船隻抵該處，一般是交稅後准予交易。這一帶港口也是歐洲人到來亞洲之前，琉球人購買中國絲和當地產物及西亞貨物再轉販日本，甚至朝鮮的轉口港埠。荷蘭人、英國人抵達亞洲初期，也仿效類似的方式從事轉口貿易，並因日本船隻開始直接南下交易，琉球的南海貿易遂告中斷；經濟來源的斷絕，導致其在一六○九年，即有馬晴信出兵台灣的同年，為日本薩摩藩以琉球攻擊明朝赴日商船為由，出兵三千（萬曆三十七年）予以併吞。琉球地位的變化是今日釣魚台之爭的直接原因，日本以擁有琉球而宣稱對釣魚台的主權；東海、南海貿易局勢的變化，影響了中日關係不靖達四百年以上。
在南海東側和南側的島嶼群，包括菲律賓群島、爪哇、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南段，是伊斯蘭文明主導的世界，居民主要是南島語系，由許多小邦的蘇丹（土王）治理，相互之間時相利益爭奪；十七世紀初歐洲人到來初期，最強大的是統治了西爪哇與南蘇門答臘胡椒產區的萬丹蘇丹王國，這裡很早就吸引了大批閩南商販的到來。但是一六一九年荷蘭人占領其貿易港口雅加達（改名巴達維亞）後，雙方的貿易爭奪與利益衝突持續了將近兩百年，最後在一八○八年為荷蘭人併吞。
在歐洲人勢力持續擴張的過程中，在歐洲人、閩南華人和東南亞人的相互依存關係下，南海區域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高峰。總計荷屬東印度公司在一六○二年創建之後的兩個世紀當中，共派送了近四千八百個船次和將近一百萬名歐洲人到亞洲工作和生活，不僅帶動了前此未有的歐洲人與亞洲的接觸，也透過商品在歐洲的銷售，將東亞和東南亞文明傳播到全世界。
同時，隨著歐洲人的大量到來，他們帶來了豐富的地理與海洋新知，引進了西方醫學，加速了軍事的變革。反過來，在整個十七世紀，荷蘭人從積累的財富，躍身而為歐洲的一等強國，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歐洲人世紀。
清初平定台灣和鄭氏家族的勢力衰微之後，閩南人縱橫海洋的黃金時代開始遠去，南海文明也因十八世紀之後歐洲人殖民與爭奪東南亞的變本加厲而失去了光彩。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亞洲又再度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前行的領頭地域，曾經不可一世的歐洲疲態盡露。南海及其周邊各國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帶動下，開始出現了擺脫長期經濟落後局面和再現南海文明光芒的希望。但是，一場南海風暴正在形成之中，圍繞著爭奪南海主權與資源的危機正在到來。南海各國能否避開這場危機，共創繁榮的未來，是所有相關國家都必須正視的新歷史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