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歷史及其重要性（摘）
「海外有上百萬人可以做你的工作，你有啥過人之處？」
第二鍍金時代
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私募基金界的巨擘黑石集團（Blackstone）首度公開上市，那是二○○二年以來美國規模最大的案子，募集了四十億美元，使黑石變成一家市值三百一十億美元的上市公司。黑石集團共同創辦人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握有的私人股份，在當時約值八十億美元，此外，他也獲得了六．七七億美元的現金。另一位共同創辦人彼得．彼得森（Pete Peterson）則是兌領了十八．八億美元，從此退休。
巧的是，六月二十一日剛好也是彼得森開派對的日子，那派對當然是在曼哈頓的四季飯店舉行，是他女兒荷莉（Holly）的小說處女作《男保姆》（The Manny）的新書發表會，該書稍微諷刺了金融家及他們的妻子在上東區的生活與愛戀。那本小說完全屬於現代的「媽咪文學」（《今日美國報》還建議讀者帶去海灘翻閱），但作者告訴我，她有部分的寫作靈感是來自於，她覺得「很多人對這城市裡到底有多少錢渾然不知」。
荷莉的身材纖細，遺傳了希臘祖父母的地中海容貌－－五官深邃立體，深色的眼眸與眉毛，豐盈的棕色秀髮。新書發表會後，彼得森小姐和我聊了幾次，為我解釋了近幾年超級富豪如何改變財富的意義。
「現在上東區的金錢多如流水，」她說，「很多避險基金的經理人年紀不到四十，但年薪兩三千萬，他們的錢多到沒處花。」她舉某次晚宴的對話為例，「他們開始聊哪些東西的開銷很大，例如使用 Net Jets 服務（為不想直接購買飛機的人，提供「飛機分時擁有制」服務），擁有四棟房子又自己管理四棟房子之類的，那會花掉一些錢。」
彼得森說，當天晚宴上某位同伴講了一句話最絕，她一講完，大夥兒點頭如擣蒜。「她轉過來對我說：『重點是，兩千（她所謂的兩千，是指年薪兩千萬）其實（稅後）只有一千而已。』」
彼得森不是天真的鄉巴佬，以她的身家背景也沒必要嫉妒別人，但是連她這種含金湯匙出生的名媛，都可以明顯看出金字塔頂端出現了驚人的變化。
「在原版的《華爾街》電影裡，那時三、四十歲的人年薪是兩三百萬，已經多到令人作噁。但是後來掀起網路狂潮，之後又出現全球化浪潮，錢真的多到令人咋舌。」她告訴我。
「一些人三十幾歲，靠著避險基金及高盛（Goldman）的合夥人頭銜，年薪多達兩千、三千、四千萬。而且這種人很多，他們開始聚在一起，形成一掛，一起繞著地球揮金。他們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開始大到無以復加，電影《華爾街》裡的戈登．蓋高已經不夠看了，他們儼然是不同世界的人。」
資料也可以佐證彼得森小姐的晚宴觀察。在美國，金字塔頂端的一％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的確已經進入了全然不同的世界。一九七○年代，頂層一％的收入約占全國總收入的十％。三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的比例已經逼近全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跟上次的歷史高點「鍍金時代」的比例一樣高。柯林頓執政時期的勞工部長羅伯．芮奇（Robert Reich）以生動的例子說明了這差距有多大：二○○五年，比爾蓋茲的身價是四百六十五億美元，巴菲特的身價是四百四十億美元。當年，美國金字塔底層的四十％共有一．二億人，他們的總財富約九百五十億美元，只比兩位首富的身價總和多一些。
以上是美國的億萬富豪和美國的資料。但是就像彼得森小姐說的，如今崛起的超級富豪有個特色，他們「繞著地球揮金」。二○一一年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指出，過去三十年間，瑞典、芬蘭、德國、以色列、紐西蘭等國（這些國家選擇的資本主義形式不像美國那麼激進）的貧富差距擴張得跟美國一樣快，或甚至更快。法國向來以例外自豪，他們似乎是西方大國中唯一的異數，不過最近的研究也顯示，過去十年間，連法國也加入這個行列。
在新興國家中，頂層一％也大幅拉開了他們和其他人的差距。在共產體制的中國，現在的貧富懸殊比美國還大，印度和俄羅斯的貧富差距也大幅擴增。在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中，差距並未擴大，但那可能是因為當地的貧富差距原本就已經很大了。即便是今天，巴西仍是主要新興國家中貧富最懸殊的國家。
想知道在這些以往稱為開發中國家的地方，究竟有多少金錢川流不息，我可以舉最近我和埃及電訊大亨納吉布．薩維里斯（Naguib Sawiris）的對話來說明。薩維里斯的電信王國已經從他的祖國擴張到義大利和加拿大，他支持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抗議群眾。有一次他在多倫多的四季飯店招待一群賓客，他告訴我們，他對獨裁者貪得無厭的方式深感不解：「我這輩子一直搞不懂，這些獨裁者掠奪時，為什麼不自己偷個十億就好了，然後把剩下的錢花在人民身上呢。」
我覺得有趣的是，他把獨裁者的掠奪上限設為十億美元，我不禁納悶，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難道他的財富目標就只有十億嗎？
「沒錯，那些福利、飛機、遊艇之類的，加一加只需十億。」薩維里斯告訴我，「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想引退的話，那是我引退的最低籌碼。」
在此同時，絕大多數的美國勞工可能很擅長自己的工作，賣命地投入，結果不僅分不到一杯羹，很多人的工作、公司、畢生積蓄也因為這股讓財閥更加富貴的力量，遭到無情的摧毀。全球化和科技進步使西方有很多工作迅速遭到淘汰，西方勞工必須和貧國的低薪勞工直接競爭，這對缺乏知識、教育、運氣或是不敢趁機大削一筆的人來說常帶有懲罰效果，於是薪資的中位數停滯不前，因為機器和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拉低了西方中產階級的勞力價值。
身為財經記者，二十幾年來我貼近觀察這群全球超級富豪的崛起：我參與了只邀他們出席的歐洲會議，在度假勝地瑪莎葡萄園島或矽谷的會議室裡邊喝咖啡邊採訪他們，在曼哈頓觀察名流晚宴。我從這些經驗中得知的一些情況，其實和大家預測的八九不離十－－有錢人就像作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所說的，跟你我迥異。
不過，跟我們這時代最有關的是，如今的有錢人也跟以往的有錢人不同了。全球經濟緊密相連，飛快發展，促成全球新的超級富豪崛起，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富一代與富二代，他們是勤奮、高學歷、搭機跑遍全球的精英。他們覺得自己在全球的激烈競爭中勝出，當之無愧，所以面對我們這些無法那樣飛黃騰達的人時，他們充滿了矛盾情節。他們通常相信體制是允許社會階層移動（social mobility）的，但是對於支持體制運作所需要的經濟重分配（亦即繳稅）又不是那麼認同。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愈來愈相似，彷彿是同一掛的環球分子，彼此之間的相似處比他們和祖國人民的共通點更多。不管他們主要是住在紐約、香港、莫斯科或孟買，如今這些世界上新崛起的超級富豪儼然自成一國。
這個富豪國度的興起令人注目，花旗集團裡有一群策略家建議銀行，專為這群日益壯大的全球新貴設計產品組合。在二○○五年的備忘錄中，他們指出，「世界逐漸分化成兩大陣營：財閥與其他人。在財閥陣營中，沒有所謂的『美國消費者』、『英國消費者』或『俄羅斯消費者』，只有有錢的消費者，他們的人數不多，卻占有異常龐大的收入與消費比例。其他的非富人則是人口眾多，但所得與消費的比例出奇地渺小。」
投資圈裡老早就有這種「富人vs.其他人」的分類。貝萊德公司（Black Rock）的首席股票策略師鮑勃．多爾（Bob Doll）是全球最大的基金經理人，二○一一年他告訴記者：「美國股市和美國經濟愈來愈迥異。」前者飆漲，後者停滯。
就連大力主張自由市場的葛林斯潘也明顯感受到日益擴大的鴻溝，最近他在電視專訪中表示，美國經濟已經「非常扭曲」。在經濟蕭條後，「高收入者、大銀行、大企業等等出現明顯的復甦……相反的，經濟體中的其他單位，包括中小企業及大量勞工，仍身陷泥沼，苦苦掙扎。」葛林斯潘擔心，我們看到的不是單一經濟，而是「根本上獨立的兩種經濟類型」，而且兩者的分歧日益明顯。
花旗集團最近想出另一個相關的主題，名叫「消費者沙漏理論」。這概念是說，當社會二分成富人與其他人時，有一種巧妙的投資方式是買進奢侈品業者（鎖定有錢人）及低價折扣業者（鎖定其他人）的股票。這個假設主張，既然中產階級逐漸消失，迎合中產階級的公司也會跟著沒落。
目前為止，這論點看起來是對的。花旗集團的沙漏指數中，包含薩克斯（Saks）等頂級品業者及家庭美元（Family Dollar）等平價業者的股票。從二○○九年十二月十日推出以來到二○一一年九月一日期間，這個指數成長了五十六．五％。相較之下，同期道瓊工業指數只漲了十一％。
雙鍍金時代
新興市場的鍍金時代是最容易理解的概念。亞洲、拉丁美洲、非洲有很多國家都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就像十九世紀的西方國家一樣，只不過多了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經濟的魅力。前蘇聯國家現在不是在工業化（史達林那年代就已經完成工業化了），不過他們更換了協調殘破工業經濟與市場體制的中央計畫經濟，很多人的生活水準因此大幅提升。在這些新興國家中，最頂層的人受益最多。不過，經濟轉變也讓數千萬人晉升為中產階級，幫數億人民擺脫了絕對貧窮的狀態。
新興市場的第一鍍金時代適逢西方國家的第二鍍金時代，這讓新興市場的轉型變得更加困難，也更為容易。更容易是因為以前就見過類似的情況，知道即使過程充滿痛苦的動盪，結局依舊圓滿－－工業革命雖大舉拉開了東西方生活水準的差距，如今差距依舊存在，但它也大幅改善了西方所有人民的生活。
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聯合威力加快了新興市場的經濟轉型，這也是歐尼爾的金磚四國主張獲得強力證實的原因。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來自歐尼爾的「新鑽十一國」之一－－土耳其，他表示：「我們看到開發中國家的成長更加迅速，尤其是中印兩國，因為西方國家的政策和科技讓很多中等技能的工作移轉到海外。開發中國家可以越級競爭，因為科技讓我們更能從世界經濟的差異中套利。」
艾塞默魯教授認為，這表示開發中國家的第一鍍金時代比西方國家十九世紀的鍍金時代進展得更快。
「一九五○年代，印度勞力低廉，但其他各國無法有效利用那些勞力。」艾塞默魯教授指出，「所以以前他們只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慢慢地成長。現在不同了，中國可以更快速地成長，因為中國勞工比以往更融入世界經濟。」
但是這種經濟革命的成果，也可能讓二十一世紀活在第一鍍金時代的日子更加難受。一旦電視、網路或外籍勞工可以即時向你透露你和西方同行之間的經濟差距，即使你已經成長四％或五％，你都可能覺得成長太慢，尤其看到這一代的強盜大亨過著極盡奢華的生活時，你更不是滋味。如今很多大亨享有的尊貴福利（例如私人飛機、心臟繞道手術），可能連洛克菲勒或卡內基都會為之咋舌。
新興國家經歷第一鍍金時代的同時，西方國家正經歷第二鍍金時代。部分情況有如新版的工業革命，就像機器時代把農工與技工的經濟轉變成收割機與裝配線的經濟一樣，科技革命也以機器人取代藍領勞工，以電腦取代白領職員。
在此同時，西方也因為新興國家的第一鍍金時代而受惠。如果你是在達拉斯或杜塞道夫開公司，新興市場城市化的人民可能為你效勞。那對西方國家的財閥來說是好消息，因為他們可以同時享有十九世紀強盜大亨的好處及二十一世紀科技鉅子的優點。但是對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來說，轉變變得更加困難，他們等於受到雙重鍍金時代的兩面夾擊。
「雖然整個餅變大了，但很多人能分到的分量縮小了。」倫敦政經學院經濟表現中心的負責人約翰．范瑞能（John Van Reenen）表示，「光喊『多充實學識』很簡單，但是當你已經四、五十歲時，那其實很難。過去十五年間，受害的多是中產階級。」
中國症候群
二○一一年，三位經濟學家大衛．奧圖（David Autor）、大衛．多恩（David Dorn）、高登．漢森（Gordon Hanson）發表〈中國症候群〉報告，探討中國貿易的影響，突顯出目前的狀況。那份實證研究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了學術界共識思維的轉變。在辯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時，美國的經濟學家常把科技列為主要驅動力。但是這三位經濟學家引用美國勞力市場的詳細資料，主張全球化（尤其美中貿易）也對美國的藍領勞工造成極大的衝擊。「保守地說，這是導致美國同期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下滑四分之一的原因。」
這個衝擊效應不只造成藍領勞工失業而已，在受到中國症候群波及的社群裡，薪資下滑（尤其是製造業以外的行業），有些人開始停止找工作。結果導致「家戶平均收入銳減」。美國整體也受到衝擊，尤其是申請失能給付的人數增加。
奧圖、多恩、漢森不是保護主義者，但他們對美國是「上帝庇佑下的統一國家」這種世界觀提出質疑，嚴正指出貿易的成本與效益並未平均分攤。他們的研究發現並未「否定」自由貿易的論點，只是「突顯出貿易分配的後果」。
套用經濟學家的術語，那分配效果導致勞力市場兩極化：頂端有更好、更高薪的工作，底部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沒多大改變，但中間的工作開始消失，那些曾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工作。馬騰．古斯（Maarten Goos）和艾倫．曼寧（Alan Manning）也寫到英國有相同的現象，他們說勞力市場逐漸分化成「爛工作和好工作」兩種。
最近有三位學者探索 iPod 對就業市場的直接衝擊，那是說明「爛工作與好工作」的分化以及中間工作消失的好例子。葛瑞．林登（Greg Linden）、傑森．德瑞克（Jason Dedrick）、肯尼斯．克萊默（Kenneth Kraemer）最近在兩份報告中，檢視 iPod 如何在世界各地創造工作與獲利。他們發現，二○○六年美國海外因 iPod 受雇的人數幾乎是本土的兩倍：美國受雇人數是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人，海外是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人。
接著來看真正令人驚訝的事實。第一，即使 iPod 創造出來的工作大多在美國海外，但 iPod 創造出來的薪資卻大多在美國本土。美國雇用的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人，總薪資近七．五億美元；相對的，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位非美國籍的蘋果勞工只賺不到三．二億美元。
當你細看美國 iPod 員工的組成時，那差距又更明顯了。半數以上的美國員工（七千七百八十九人）是零售及其他非專業的員工（例如辦公室裡的支援人力、貨運、配銷人員等等），他們的總薪資只有二．二億美元。
蘋果創新的最大贏家，是美國六千一百零一位工程師及其他的專業工作者，他們的總薪資超過五．二五億美元，是美國非專業勞工薪資的兩倍多，也比蘋果海外所有勞工的總薪資多出許多。所以其他的工作都很糟，但這些是高薪的好工作。
這是為什麼美國對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感到如此矛盾的縮影。民粹派人士擔心，即使是美國最了不起的創新，在海外創造的工作還是比本土多。那樣的擔心顯然是真的，而且實情可能比民粹派批評者所想的還要殘酷，因為 iPod 創造的美國工作中，有一半以上是比較低薪及低技能的工作。
富國當然可以把一些製造業的工作留在國內，但是那樣做往往意味著那些工作會變得比較糟。二○一二年開拓重工（Caterpillar）和加拿大倫敦廠（位於安大略省）的火車頭組裝廠員工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廠方提出的論點就是一例。美國伊利諾州拉格蘭奇村（La Grange）邊界南方的開拓重工工廠生產鐵路設備，勞工的薪資與福利不及加拿大廠的一半。你可以說那是加拿大工會的勝利，也是加拿大政治文化比較保護勞工的象徵。但是開拓重工對加拿大廠的做法，是遣散薪資較高的加拿大勞力，把部分生產遷移到印第安納州曼西市（Muncie）新開的工廠。奇異（GE）大肆宣傳他們把一些製造工作移回美國，背後的實情也是如此。二○一一年奇異在北卡羅萊納州開設新廠，該廠勞工的平均時薪是十八美元，幾乎不到奇異早期工會勞工薪資的一半。
這是米蘭諾維克記錄過去一個半世紀西方勞工勝利背後的悲哀。米蘭諾維克在報告中預測，西方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勞工差距，意味著人民會往薪資較高的國家移動，因此出現巨大的移民壓力。但是在物品與資金比人力更能自由跨界移動的時代，比較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工作轉移，而非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