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廉價自然（節錄）
她從犯罪到被處死只花了一天的時間，然而法院的文件裡，連她的名字也沒記下來。她住在新西班牙（New Spain）的特拉斯卡拉州（Tlaxcala）；西元一五九九年七月十八日的那個星期天，她在教堂裡砸毀十字架，又煽動奇奇梅克印第安人（Chichimec Indians）反抗西班牙人，她還用巫術殺死一個塔拉斯科印第安人（Tarascan Indian），隔天就被逮捕。六位證人指控她，日落時她獲得允許，可開口為自己辯護；她先是敘述自己的所作所為，根據法院紀錄，接下來她敘述了夢境：
夢裡有鹿，鹿對她說不要轉身離開，因為牠們在找她，除了她以外，牠們不會在任何人面前現身；因為她病了，所以牠們想見她。她說見到這形體時已經很老了，可是她現在年輕又健康，是牠們帶走了她的白內障，然後這兩個形體和她一起進入山洞，給了她一匹馬；她說確實擁有這匹馬，馬就在特拉斯卡拉州那個村落裡。然後，兩個形體原來是一隻鹿騎在馬上，另一隻鹿則替馬裝上籠頭；當時，她還跛腳，見過這兩個形體之後就好了。
跟所犯的罪相比，她的夢境才是最糟糕的。她也許煽動了暴動、褻瀆了教堂，還干涉了奇奇梅克領土輸出的白銀流動。然而，最危險的是她的觀點；她所提出對自然和規矩的觀點與殖民者相反。在她的夢境裡，騎在馬上的不是西班牙男人，而是一隻鹿，鹿是奇奇梅克人的象徵，所以這代表駕馭自然的不是白人，而當地人的生命凌駕於殖民者的生命之上。做了這個夢的人有罪，她不僅鼓吹政治叛亂，還號召宇宙起義。她以煽動性的手段要求世界秩序，後來在那天下午，她就被當成女巫並處以絞刑。
欲討論這個女人卻不知道她的名字，實為困難，殺死她的人稱她為女巫，儘管除去殖民者在這個詞裡附加的邪惡意義，她可能也這麼稱呼自己。她的姓名如此微不足道，連征服者的文件裡都不屑一提，會留下紀錄是為了不要忘記她說過的故事。她居然夢到完全不同的生態，做這個夢的人一定得盡快被處死；讓她活下來等於認可另一套生態學能取代資本主義的世界──生態學。
故事裡的奇奇梅克女人，因為天生野性破壞了文明社會的規範而慘遭殺害，這種違反規範的罪行在當時可說是很新穎的概念。「野蠻」（savage）一詞在一三三○年指的還是「勇猛無畏、不屈不撓」，其正面的意象到十五世紀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用法，表示「野生、自然的狀態」。會有這樣的轉意並非巧合，在奇奇梅克女巫被處決的同時，「自然」（nature）和「社會」（society）這兩個專有名詞也隨之產生。
拉斯．卡薩斯（Las Casas）和賽普勒維達（Sepúlveda）曾經辯論原住民是否生來就是「天生的奴隸」，就在他們辯論的同時，「社會」這個日常用詞的意義也有了重大改變。
從十六世紀中開始，＂society＂不僅止於表達我們與他人相交，更包含了由許多個人所組成、更大的整體。個人屬於集體的一部分，而集體比個人本身更重要──這並不是新概念，人類早就為社會群體命名並建立起界限：像是城邦、市鎮、中國、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中選之人等等。然而，現代「社會」在歷史上有個獨特的反義詞，那就是「自然」（nature）。「社會」的反面不是人類而是野生原始的環境。社會出現在國家之前，要捍衛社會之前得先創造出社會；因此，藉由與自然劃清疆界並嚴格控管，產生了社會。
在十六世紀（西元一四五○年～一六四○年）「漫長」的歷史軌跡裡，一直要到一五五○年以後，英文中＂nature＂和＂society＂兩個單字才展現出相似意義。之後本書會提到，這是英國資本主義與殖民歷史的關鍵時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在這段期間崛起，並建立了巨大的新世界生產系統，由受迫的原住民與非洲勞工推動運行。
上述變化是全球變遷的關鍵因素，世界權力與生產中心由亞洲轉移至北大西洋，這樣的變遷並非一蹴可及，與另一端的亞洲文明相比，歐洲的科技和經濟相對貧乏，一直要到一八○○年以後，情況才有所改變。想想當時中國已經發明了印刷機、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和火藥，以及活躍的城市，也經歷過財富和環境的雙重危機。反觀歐洲，資本主義會在此興盛，是因為它有能力把自然轉換成具生產力的物質，再把生產力轉換成財富。這種能力仰賴一股奇特力量，它由武力、商業和科技混合而成，而且也包含了由一個新想法作保的知識革命：自然與社會有如兩極。
這個想法不只受到哲學家關注，也影響到大眾。征服與掠奪已普遍成為生活之道的常識。矛盾的是，自然界最血腥的一面，居然是在資本主義開拓的邊疆裡，以暴力與革命呈現，前述殘殺女巫就是一個範例。
我們理所當然地認定世界裡有一部分屬於社會，其他部分屬於自然。種族暴力、高失業率、集體監禁和消費文化屬於社會問題，是社會不公的產物；氣候、生物多樣性、資源枯竭，則是自然問題與環境危機的產物。可是，我們不只是把世界認定為如此。世界會變成這種情況，也是我們造成的；但我們表現得就像「社會」和「自然」是兩個自治領域，而人為關係則似乎不受生物網的影響。
在本書裡，我們使用「社會」（Society）和「自然」（Nature）這些字眼的方式有別於日常使用的情況。我們以加引號的方式，來表達這兩個詞代表的概念不只敘述世界，還幫助我們統整世界與自身。
學者把這類概念稱為「真實抽象」（real abstractions），這些抽象概念陳述了本體論（ontology）—「這是什麼？」，以及知識論（epistemology）—「我們怎麼知道這是什麼？」真實抽象既描述世界也成就世界，經常是無形的。因此我們使用「世界—生態」一類的概念來挑戰讀者，讓讀者把「社會」和「自然」視為無形暴力，而這類字眼的潛在力量尚未被引爆。真實抽象可不單純，它反應出有力人士的意圖，也允許他們組織世界。
正因如此，我們從「自然」開始討論事物如何被廉價化，「自然」不是一樣物品，而是安排生命（並使生命廉價）的一種方式，唯有同時透過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層面的真實抽象概念，自然界的運作才會成為一系列的事物。生物網並非原本就具有廉價的特性，一如生物網裡的善惡、好壞、是否可被擁有等特質，並無顯著差別，而是資本主義把這些特質加注到生物網裡特定的關係中。不過，生物網的價值一直被貶低，生物網被強拉進交換與利潤的過程，被標上價格並受到控制。本書在〈緒論〉中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若非讓自然變得廉價，根本就不可能出頭；在這個章節，我們要探討這個策略的機制和影響。
早期殖民主義與自然
一個人要生活，就得要改變周遭環境。人類的演化經過一系列生物轉變過程，尤其是因為用火而發生的轉變，火減少了消化所需的能量，並徹底增進人類創造世界的能力。儘管人類這個物種會創造環境，但我們的組織能力還很脆弱。在漫長的歷史中，文明在獲得自然其他成員的許多幫助下，才得以興起和擴張，而抽離那樣的幫助，文明就會瓦解。
羅馬溫暖氣候時期（Roman Climatic Optimum，西元前三○○年到西元三○○年）開始之後的幾個世紀，羅馬蓬勃發展；中世紀溫暖時期（西元九五○年到一二五○年）幫助了從柬埔寨到法國等歐亞大陸的新國家；封建歐洲則是從氣候異常的情況得到協助，封建歐洲的危機和最終過渡至資本主義的情況，都是由另一場氣候轉變聯手造成。
歐洲封建制度會瓦解，不只有氣候因素，還受到小冰期的影響。封建歐洲非常活躍，雖然天氣不利於穀物收穫是個大問題，但封建制度卻擁有先進的農業科技。從九世紀開始，農業生產力驟升，森林被開發做為農地，人類和牲口數量也快速成長。
到了十四世紀初期，歐洲人口密度很高，但封建制度的弱點不光是土壤耗竭那麼簡單，封建制度會瓦解是因為農人無法為封建領主生產更多經濟盈餘。如果農人有決定權的話，他們大可以從原本黑麥和小麥的單作栽種，轉型為種植多樣混合作物，其中包括蔬菜、水果。這麼一來，在西歐可以增加兩到三倍的食物產量。然而，這樣的轉型在當時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領主要求可販賣的農產品要馬上轉變成現金收入。
比起今日的現況，讓人不安的相似處在於封建領主重現的農業系統只追求短期收穫，忽略了因應情況改動的重要性；雖然調整這套系統可能減少收入，卻能穩定生活所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廉價自然變得具有戰略性，在封建危機動盪時期和早期資本主義誕生時，「自然」和「社會」開始成形。
領主拒絕改變，也加劇了當代的危機，一如我們在〈緒論〉中談到的，因為貴族統治而強化的農業生態問題，加上氣候改變和人口災難所產生的結果，不只有死亡，還有農民驚人的抵抗力。西歐統治階級試圖要讓農民再次成為農奴，不過失敗了。當時的危機不單與階級有關，由權力、財富和自然組成的封建制度生態在那個時候停止運行，這的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國家、貴族和商人都必須盡快找出新方法來重整財富。
新方法的主旨就是征服全球，手段除了槍枝還包括製造新疆界──文化疆界與地理疆界。在資本主義生態中，貨幣和市場之間的生命與土地，變成了處理及解決危機的方式。
在人類和自然的這種關係中產生的是盈利，其代表人物就是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哥倫布身為早期實行者，實踐了廉價事物的每項策略，並在本書的每一章不斷出現；他到加勒比海地區時，不僅帶著征服者的視野，還具備鑑賞者的眼光；在葡萄牙殖民北非沿岸的過程中，哥倫布的估價眼光被磨得銳利，他對自然的殖民既獨特又以斂財為目的。
由西班牙和葡萄牙領頭的歐洲帝國，過度著迷地收集和購買「自然」物品，連「野蠻人」的身體也包含在內，他們總是著眼於增強財富和權力。哥倫布把自然分類評估（設定價格），顯示他很早就了解在近代早期資本主義下，「自然」已經變成待價而沽的物品。
哥倫布幾乎從看到「新世界」的第一眼開始，就投入廉價自然的策略。第一次到加勒比海旅行時，他在第八天發現一處海角，並命名為“Cabo Hermoso”（美麗的海角），因為事實如此—「這樣美麗的花草，我再怎麼看都不會厭倦，因為景色與家鄉非常不同。我相信有很多藥草和樹木在歐洲很值錢，能用做染料和醫藥，可是我不懂這些，這讓我非常難過。」哥倫布這個估價人從一開始就具備了對廉價物品和權力的敏銳直覺，他能夠一眼選中自然，然後又因為不能馬上變賣換錢而感到沮喪。
然而，盈利不僅僅來自貿易，要產生盈利，就得讓「自然」投入工作才行，在重新創建殖民地的監護征賦制時（參見p.57），顯現出了劃分「自然」與「社會」在早期對營利的實用性。一開始，監護征賦制只是用來索取土地，後來變成一種策略，把特定的人轉化並歸入「自然」一類，這樣他們就可能以更低廉的代價耕種土地。
當西班牙皇室在伊比利亞半島展開戰爭奪取領土時，監護征賦制就是管理戰利品的方式，國王把土地暫時撥贈給貴族，貴族可以從地產獲利，而地產原先的所有者是摩爾人（Moors）。加勒比海地區的監護征賦制，從中古世紀的土地贈與轉變為現代的勞工贈與，這不但允許貴族擁有土地，事實上當地原住民也因此變成奴隸。監護人的管轄權不只包含領地，也涵蓋土地上的動植物，原住民就屬於動植物一類。
隨著時間推移，監護征賦制結合了法律強制和雇傭勞動制，包含各種工作內容與勞力安排。這表示「自然王國」（the realm of Nature）實際包含了所有有色人種、大多數女性和大部分住在半殖民區域的白人（例如：愛爾蘭、波蘭），正因如此，十六世紀的卡斯提亞人稱安地斯原住民為「原始自然人」（naturales，中文現譯「土著」）。
創建「自然」與「社會」
人類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同於自然其他成員，這不是資本主義發明的，資本主義創新的部分是把兩者不同之處變成明確的區隔，並以此做為組織原則。大西洋兩邊的知識分子都對這項任務有貢獻。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一五九六∼一六六○）研讀墨西哥哲學家安東尼歐．盧比歐（Antonio Rubio，一五四八∼一六一五）的著作，以學習基本哲學推理；本章稍後還會再提到笛卡兒。
誠如安立奎．杜賽勒（Enrique Dussel）所言，十六世紀幾項最高端的基督教反殖民知識運動都發生在美洲。英國人同時在愛爾蘭發展「野蠻人與文明人」的概念，愛爾蘭是他們的第一個殖民疆界。英國在西元一五四一年以後加強對愛爾蘭的統治絕非偶然，當時的「自然」和「社會」正在形成我們今日所熟知的意義。英國的殖民力量集中在愛爾蘭東岸、都柏林附近那塊土地上，英國最初展開殖民活動的區域稱為「英國地帶」（the Pale，直譯為「圈地」、「界限」），在外圍的住民都是「野蠻人」（sav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