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
都是明星惹的禍：披頭四團員之死及其他謠言（節錄）
你大概沒聽過威廉．坎貝爾（William Campbell）這個名字，可是你一定聽過他的歌。〈Hey Jude〉──這首很有名；另一首是〈Lady Madonna〉；〈Get Back〉、〈Let it Be〉、〈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他單飛以後還有更多首──雖然大家都覺得這些歌沒以前那麼棒，但你還是免不了會在十二月期間聽見〈Wonderful Christmastime〉至少二、三十遍。
就算你不知道坎貝爾這個名字，你也會認得這個人。（關於這一點其實有些爭議：也有人稱呼他為威廉．希爾斯．坎貝爾。）那是因為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他都用「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這個名字演出。
要知道，這並不是藝名：雖然大衛．鮑伊（David Bowie）出生時叫大衛．瓊斯（David Jones），不過真正的保羅．麥卡尼一直都是麥羅．麥卡尼。比利．希爾斯（Billy Shears）──他的另一個稱呼──不是真正的保羅．麥卡尼，因為真正的保羅．麥卡尼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場車禍中喪生。因此，在第一任超時空奇俠（Doctor Who）威廉．哈特內爾（William Hartnell）重生為派屈克．特勞頓（Patrick Troughton）的幾天後，保羅．麥卡尼也重生為威廉．坎貝爾了。或者叫比利．希爾斯。也有可能是威廉．希爾斯．坎貝爾。隨後的幾年，披頭四（The Beatles）的風格進入較為實驗性的階段，製作出一些他們最著名的歌曲，所以樂迷會好奇失去保羅．麥卡尼是否真的那麼嚴重，其實也情有可原。
如果我們在這裡講得好像頭頭是道，那是因為 a) 這整件事很明顯就是一堆魯頭四（Rutles）的老哏，以及 b) 保羅．麥卡尼──他很肯定自己沒在一九六六年死掉──這輩子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開這件事的玩笑。然而，在一九六九年的幾週內，全世界的音樂新聞都在報導他的「死亡」以及後續的掩飾行動。從此以後，尋找「線索」就變成披頭四粉絲們的娛樂了。
故事是這樣的。一九六九年九月，愛荷華州德雷克大學（Drake University）的學生報《Drake Times-Delphic》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披頭四成員保羅．麥卡尼死了嗎？」十九歲的作者提姆．哈潑（Tim Harper）聲稱自己並非陰謀論者，甚至也不是披頭四的樂迷：他只是在校園裡聽見有人討論這個謠言，覺得它會是個好故事。
他的文章列出一堆「證據」，證明保羅在大約三年前發生了可怕的事。文章指出，在《比伯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專輯封面底部，有個像墳墓的圖案上擺著一把左撇子吉他，就是麥卡尼會彈的那一種。在插頁的照片裡，麥卡尼戴著一個黑色臂章，上頭的字母是「OPD」──「officially pronounced dead」（正式宣告死亡）。在專輯封底，他背對鏡頭，其他三人則是往前看；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似乎正指著「星期三清晨五點」（Wednesday morning at five o’clock）這句代表了死亡時間的歌詞。披頭四在美國發行的下一張專輯是《奇幻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其中三位成員穿著灰色的海象裝。第四位則是黑色。「據說海象對維京人而言。象徵了死亡。」哈潑這麼寫道。
光是「據說」這個詞就解決了一大堆麻煩。
事情原本可能演變至此而已──畢竟那只是一篇文章──不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二日，羅斯．吉布（Russ Gibb）在底特律一家廣播電台主持節目時，有個聽眾打電話進去討論世界上的各種謠言。他提議播放〈Revolution 9〉的開頭──這段冗長、囉嗦、幾乎毫無音樂性的插曲，自一九六八年首度出現於《白色專輯》（White Album）起，就一直被人們跳過不想聽──可是要倒著播放。歌曲裡面不斷地重複的「number nine」突然像是被重新組合，如果你的耳朵就像瞇起眼睛那樣仔細聽，就會覺得那有點像：「Turn me on, dead man.」（讓我快樂，死人。）要是你的大腦像瞇起眼睛那樣仔細想，就會認為這是指披頭四的某個成員已經死了。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吉布跟其他來電者討論這個謠言，還找到了更多線索，例如藍儂（Lennon）利用〈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的結尾部分吟誦著「I buried Paul」（我埋葬了保羅）這幾個字。兩天後，另一份學生報《密西根日報》（Michigan Daily）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標題是「麥卡尼已死；揭露新證據」。大部分證據都來自才剛發行的《艾比路》（Abbey Road）專輯，而在著名的封面裡是四位披頭四成員在錄音室外面馬路上的斑馬線行走。保羅的步伐跟其他人不一致，而且打著赤腳，一副要進棺材的樣子。其他三人的穿著據說就像送葬隊伍：一身白的約翰（John）像個牧師，一身黑的林哥（Ringo）像是送葬者，全身牛仔裝的喬治（George）則像掘墓者。
謠言散播開來，逐漸聚合成一個看似連貫的故事，缺漏的部分則由一堆毫無關聯的披頭四歌詞來填補。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個「該死的星期二」（stupid bloody Tuesday），麥卡尼「在車上精神恍惚」（blew his mind out in a car）。活著的三個人做出決定──不得不說還真快──要掩蓋這件事，確保「週三早上的報紙沒送來」（Wednesday morning papers didn’t come）。為了不讓民眾悲傷，他們以一場保羅．麥卡尼容貌相似比賽的贏家取代了麥卡尼。在下一張專輯《比伯軍曹》開場曲結束時唱的是：「容我為你介紹，獨一無二的比利．希爾斯」（So let me introduce to you, the one and only Billy Shears）。這個部分是麥卡尼唱的，比利．希爾斯則是由林哥扮演，但好像沒人在乎這件事。
事實上，有些證據根本兜不攏，即使個別來看也不合理。英國牧師不會穿得一身白；掘墓者不會穿牛仔裝。《艾比路》封面那塊車牌上的「28IF」被解讀成如果保羅還活著，當時就是二十八歲了（其實他才二十七歲──而且也沒死）。在《比伯軍曹》的封面，保羅的制服上代表「正式宣告死亡」的徽章寫的其實是「OPP」，意為安大略省警察（Ontario Provincial Police），因為那就是他們使用的臂章。至於在〈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的結尾，約翰．藍儂說的絕對是「cranberry sauce」（蔓越莓醬）而非「I buried Paul」（但要是沒人認為這表示約翰把保羅當成火雞一樣捆綁起來，我們一定會很驚訝）。不只如此，用外貌相似的人來取代樂團成員是一回事，要找到一個聲音像他，還得走上同樣的路成為史上最偉大的歌曲創作者，似乎就不太可能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十月底，情況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披頭四所屬的蘋果唱片（Apple Records）受到無數來電轟炸，大家都在問樂團裡是不是有個成員死了，而他們的公關德瑞克．泰勒（Derek Taylor）在訪談時，也因為不停解釋沒有人死亡而愈來愈火大。最後，《生活》（Life）雜誌一路調查活得好好的保羅，追蹤到他位於蘇格蘭西部的農場，而他就跟妻子琳達住在那裡，準備迎接他們即將到來的子女。這次訪談最後成了一篇封面故事，標題是「保羅還在我們身邊」。由於全世界都太執著在麥卡尼是否已死這個問題，所以完全沒注意到他也藉機在這場訪談中宣布樂團解散了。這項消息竟然又持續保密了六個月。
這個故事會延燒起來可能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當然是它出現的時機。在一段充滿了刺殺、暴動、徵兵的十年即將結束時，美國大學校園變成了非常偏執多疑的場所，瀰漫著年輕人與老年人對立的氣氛。要是政府能夠對越戰這麼重大的事件撒謊，蘋果唱片又何嘗不會在真實的樂團編制上欺騙人們呢？
另一個則是我們會一次又一次遇到的理由：不是每個寫文章討論「證據」或打電話到電台談起這種事的人，都會相信裡面的隻字片語。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是一種遊戲，是企圖愚弄容易受騙的人。在寫給《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的一篇回憶錄中，小說家理查．普萊斯（Richard Price）提到他曾經打給一個電台CALL IN節目，問：「你知道英國有百分之八十四的棺材都是用什麼製作的嗎？搞不好是百分之八十七呢……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是在麥卡尼「死去」的一年多前推出，但這並不重要。這只是普萊斯捏造的。
然而，這個故事會流行或許還有另一個理由，而它跟時代的情緒無關，跟製造麻煩的衝動無關，甚至跟保羅．麥卡尼也無關。說不定原因在於名人所扮演的角色。
人類總會想藉由故事來解釋這個世界，而陰謀論只是其中一種版本。不過故事的重點，在於它們需要角色。
所以，很多陰謀論都會以名人當主角，這一點就不令人意外了。其中有些人吸引陰謀的程度，就像火焰吸引飛蛾。是誰引發這場全球流行病的？哎呀，是比爾．蓋茲，那個過去數十年讓你電腦自動更新一大堆東西的傢伙。從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到跨性別權益，是誰在指使所有的社會正義運動？當然，是一九九○年代著名的貨幣投機者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蓋茲和索羅斯這種人物一再地出現在陰謀論者的傳說中，就像好萊塢喜歡回收故事情節，還把之前的壞蛋帶回續集裡，哪怕從情節來看根本不合理。
這種共用角色的需求代表陰謀論經常繞著名人打轉，原因──很明顯──在於他們是大多數人都知道的人物。確實，現代的名人也許缺少了古代眾神的強大能力。很少人要為戰爭的結果負責；幾乎沒人能夠讓農作物歉收。克里斯．漢斯沃（Chris Hemsworth）的腹肌再怎麼棒，應該也無法控制真正的雷。
不過話說回來，當《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瑪麗娜．海德（Marina Hyde）創造「女神黃昏」（Wagnarok）一詞來形容科琳．魯尼（Coleen Rooney）和蕾貝卡．瓦迪（Rebekah Vardy）兩位足球員妻子之間上演的Instagram偵探劇，這可不只是一個很棒的雙關語：這讓我們覺得現在的名人符合曾經由神與英雄所扮演的敘事角色。畢竟，我們特別使用的「明星」（star）一詞源於這個概念：離開人世成為不朽的那些人會住在天堂。奧維德（Ovid）在詩中寫到，被羅馬元老院（Roman Senate）宣布為神的凱撒（Julius Caesar），後來成為天上的一顆彗星；十幾個世紀之後，喬叟（Geoffrey Chaucer）創造了「to stellify」（化為星辰）這個動詞來描述這種身分地位的提升。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星等於是生活在曾經由神居住的國度裡。
當然，大多數時候，在談論我們最喜歡（或最不喜歡）的名人私生活時，並不會使用「陰謀論」這個術語。我們通常只會稱其為「八卦」（gossip）。不過，八卦和它的近親謠言（rumor）很像，跟陰謀論之間的界線偶爾會變得有點模糊，而且一開始的八卦或許也會隨著時間演變成真正的陰謀主義。兩者都可以視為「即興新聞」（improvised news）的形式，在現實無法滿足我們的渴望時，它們就可以符合我們的需求，而且它們在我們理解世界的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有時候，我們著迷於名人的私生活只是覺得好玩；有時候則是為了其他動機。珍妮佛．安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與布萊德．彼特（Brad Pitt）分手超過十五年了。然而，到了二○二○年一月，《時尚》（Vogue）雜誌作家蜜雪兒．魯伊茲（Michelle Ruiz）都還能根據他們的一張照片「深入探討」人們對這段關係的「癡迷」：照片中，安妮斯頓正要走開，而彼特抓住了她的手腕。「我希望彼特想要安妮斯頓，」她如此寫道：「可是……我不希望她想要他回來。」在她真情流露的文章中，安妮斯頓被重新塑造成一個完美女人，應該要繼續前進，過得更成功，藉此教訓她那個偷腥的爛前夫。她並非鄰家女孩，而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人，這提醒了我們現在討論的可不是凡人。
總之，魯伊茲認為，數十年來世人會如此著迷，不只是出於明星肥皂劇的吸引力。原因在於參與其中的不再只是一般人：他們是象徵，代表著我們對於自己和朋友的期望與恐懼。以前，人們會尋找原型和共有的故事，需要藉由神與英雄來探究及討論眾所周知的主題，而現在我們有名人八卦網頁可以做到差不多的事。
因此，當樂迷開始害怕保羅．麥卡尼已死，還被某人冒名頂替，他們擔心的其實不是某個來自利物浦的傢伙，其中還有更深的涵義。
披頭四在一九六六年確實發生了改變，不過，並非他們稱為保羅．麥卡尼那個人的身分。在他們成名的前幾年，一直是個流行樂團，不斷地製作出像是〈I Want to Hold Your Hand〉這樣的兩分鐘歌曲。沒錯，也許樂迷們的父母不喜歡他們的頭髮那麼多，但他們也會穿西裝，參加《蘇利文劇場》（Ed Sullivan Show），或是在《皇家大匯演》（Royal Variety Performance）上說笑話。跟許多青年文化比較起來，他們並沒有威脅。
然而，這一切都在一九六六年改變了。三月，約翰．藍儂就在那場聲名狼藉的訪談中表示這個樂團比耶穌更受歡迎：幾個月後，這些言論在美國引起注意，電台不再播放他們的歌曲，而他們的唱片也被公然焚燒。該年夏天，樂團也在菲律賓收到死亡威脅，於是他們決定停止巡演──大概是覺得這種情況再也不有趣了吧。此後，他們就待在錄音室裡，製作愈來愈迷幻的音樂，而那也是現場根本無法演出的。同時，他們把頭髮愈留愈長，而且嗑了很多藥。據說巴布．狄倫（Bob Dylan）聽過麥卡尼為他播放樂團於一九六六年《左輪手槍》（Revolver）專輯裡，最後一首最奇怪的歌曲〈Tomorrow Never Knows〉之後說：「喔，我懂了。你們不想再走可愛路線了。」
或許就是因為這樣，「保羅已死」的理論才會得到支持；所以有人願意相信那些玩笑基本上是有點真實性的。樂迷本來認為披頭四是個可愛的男孩團體，結果親眼看著他們變成更有趣的樣子，但也更具威脅性了。或許這項陰謀論只是直白地解釋了為何一九六九年的披頭四會跟一九六三年的披頭四差異那麼大：他們的確不是同一批人了。（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