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喬治．歐威爾
*此文原為《動物農莊》的序言，但並未收錄於1945年的初版，首次面世於1972年9月15日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本書核心概念的發想，最早可追溯至一九三七年，但遲至一九四三年底才動筆。完工時，情勢已相當清楚，出版將迎來極大的困難（儘管目前書籍短缺，幾乎能稱為書的東西都會「暢銷」）。最後，這本書遭到四家出版社的拒絕。其中只有一家有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兩家多年來皆出版反俄書籍，另一家則並無明顯政治傾向。有一家出版社原本接受出版，甚至完成初步安排，卻在諮詢資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意見後決定撤回，看來是遭到警告，或至少受到強烈勸阻。以下節自那位出版人的信件：
「我先前提到資訊部一位高官對《動物農莊》的反應。我得承認，這番意見讓我認真思考……現在我明白，它可能會被視為當下極其不宜出版的作品。如果這個寓言是普遍針對獨裁者以及獨裁政權，那麼出版或許無妨；但現在看來，它實在過於貼近蘇俄及其兩位獨裁者的發展歷程，因此無法不被解讀為專指俄國，而非其他獨裁政權。此外，若寓言中的統治階層不是豬，那麼或許不會那麼令人反感。我認為，選擇以豬作為統治階層，一定會冒犯許多人，尤其是那些較為敏感的人，而俄國人無疑正是如此。」
這種事情不是什麼好現象。顯然，政府部門不應有權審查非政府資助的書籍（並無爭議的戰時的安全審查除外）。然而，目前對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資訊部或官方機構的直接干預。出版社與編輯刻意迴避某些主題，不是因為害怕遭到檢舉，而是擔心引發輿論。在這個國家，知識分子的懦弱才是作家與新聞工作者面臨的頭號敵人，在我看來，這一點似乎未曾獲得應有的重視。
具有新聞從業經驗且心態公正的人都會承認，在這場戰爭期間，官方的審查並不算嚴苛。我們並未遭遇那種全然極權式的「協調」，儘管在戰時這或許是可預期的。新聞界確實有些理由正當的不滿，但整體而言政府表現尚可，對少數意見的容忍也出乎意料地高。目前英國最險惡的現象是，文學作品審查大多是自我審查。
不受歡迎的論點可以被噤聲，難堪的事實可以被掩蓋，完全無需官方禁令。曾長期旅居海外的人都知道，有些聳動的新聞——足以成為頭條新聞的重大事件——在英國媒體上完全消失，並非因為受到政府干預，而是基於某種此事「不宜」報導的默契。日報這樣做尚可理解。英國報業高度集中，大多掌握在富人手中。在某些重要議題上，他們有充分的動機進行不實操弄。但這種透過遮掩蒙蔽的審查同樣存在於書籍與雜誌、劇場、電影、廣播之中。無論何時，社會上總有一種主流觀點，一套大家認為所有思想正確的人都會毫無質疑接受的思想體系。這並不意味著明令禁止說某些話，而是說這些話「不妥」，如同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在女士面前提到褲子一詞是「不妥」的。挑戰主流觀念的人，幾乎都會以令人驚訝的方式遭到噤聲。無論是在大眾媒體還是學術期刊上，真正非主流的意見幾乎從未得到公平的對待。
目前的主流正統思想對蘇俄不加批判、推崇備至。這一點人人皆知，且幾乎人人照辦。對蘇俄政權的嚴正批評，或揭露其欲隱瞞的事實，幾乎等同於不得刊印。奇怪的是，這種舉國奉承友國的共謀行為，卻是發生在對知識分子寬容的背景之下。雖然你不能批評蘇聯政府，但至少你還算可以自由批評我們自己的政府。幾乎沒有人會發表抨擊史達林的文章，但批評邱吉爾卻是相當安全的，至少在書籍雜誌上是如此。長達五年的戰爭中，有兩、三年我們為了國家生存而奮戰，無數主張妥協和平的書籍、小冊子和文章在不受干涉的情況下出版。而且，出版之後並未引起太多的反對。只要不涉及蘇聯的威望，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就尚能維持。當然也還有其他禁忌話題，我稍後就會提到一些，但普遍對蘇俄的這種態度才是最嚴重的病症。它可以說是自發性的，並非出自壓力團體的操縱。
一九四一年起，英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俄羅斯官方宣傳的盲目接受與附和，若非過去已歷經多次類似情形，實足叫人震驚。在一個又一個爭議問題上，人們未經檢驗就全盤接納俄羅斯的觀點，接著廣為宣傳，完全無視歷史真相與知識誠信。其中一個例子是，英國廣播公司慶祝蘇聯紅軍成立二十五週年，卻未提及托洛斯基。這就好比紀念特拉法加海戰而不提納爾遜，但這並未引起英國知識分子的異議。在蘇俄佔領國的內部鬥爭中，英國媒體幾乎無一例外支持蘇俄偏好的派系，詆毀反對派，有時甚至為此而隱瞞實質證據。尤以南斯拉夫契特尼克（Jugoslav Chetnik）領袖米哈伊洛維奇上校（Colonel Mihailovich）案為甚。蘇俄支持自己的南斯拉夫黨羽狄托元帥（Marshal Tito），指控米哈伊洛維奇與德軍勾結。英國媒體立即報導了這項指控——米哈伊洛維奇的支持者沒有任何辯護機會，反證亦被禁止刊登。一九四三年七月，德軍懸賞十萬克朗捉拿狄托，並以同樣的金額懸賞捉拿米哈伊洛維奇。英國媒體「大肆」報導懸賞狄托的消息，但僅有一家報紙（以較小字體）提及懸賞米哈伊洛維奇的消息——而且仍持續報導其與德軍合作的指控。西班牙內戰期間也發生過極為類似的事。此外，蘇俄決意剷除的共和黨派系也遭到英國左翼媒體的肆意詆毀，所有為其辯護之言，包括讀者來信，全數拒絕刊登。目前，對蘇聯的嚴厲批評不僅被視為應受譴責，有時甚至這種批評存在的事實都被刻意隱匿。例如，托洛斯基在去世前撰寫了史達林傳記。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本書難言公正，但顯然具有市場價值。一家美國出版社已排定出版、送印書籍，我認為審查樣書也已寄出——蘇聯參戰後，此書的出版旋即被撤回。英國媒體對此事隻字未提，儘管此書之存在及其遭禁，絕對值得用幾段文字來報導。
我們必須區分兩種審查：英國文學圈知識分子自我施加的審查，與某些壓力團體強加的審查。眾所皆知，某些議題由於「既得利益」而無法討論。最著名的案例是專利藥品騙局。此外，天主教會在媒體中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能在某種程度上壓制對教會的批評。天主教神父的醜聞幾乎從未曝光，而惹上麻煩的英國聖公會牧師（例如史蒂夫基教區牧師〔Rector of Stiffkey〕案）則肯定成為頭條新聞。在戲劇與電影中，帶有反天主教色彩的作品極為罕見。所有演員都知道，若一部戲或電影嘲諷天主教，容易遭媒體封殺，亦可能成為票房毒藥。但這種現象無傷大雅，至少尚可理解。大型組織都會盡其所能維護自身利益，而公開的官方宣傳也無可厚非。人們不會指望《工人日報》報導不利蘇俄的消息，就如同人們不會期待《天主教先驅報》譴責教宗。但每個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兩份報紙各有立場。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凡涉蘇聯及其政策，即使是那些未受直接壓力、無需歪曲觀點的自由派作家與記者，人們也往往無法期待他們提出理性的批評，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連最基本的誠實都難以指望。史達林被奉為至聖無上，其政策某些面向完全不容認真討論。這條規則自一九四一年以來幾乎被普遍奉行，但其實早在十年前就已悄然運作，其影響範圍比人們意識到的還要大。那段期間，左翼對蘇聯政權的批評早已難以發聲。反俄文學雖然產量龐大，但幾乎全是從保守派的角度出發，內容明顯虛假過時且動機可議。相對地，親俄宣傳也同樣鋪天蓋地、內容不實，只要試圖以成熟的方式討論關鍵議題的人都會遭到抵制。你確實可以出版反俄書籍，但肯定幾乎會被所有的菁英媒體忽視或扭曲。無論公開還是私下，你都會被警告這個行為「不妥」。你說的或許是真話，但這種話「不合時宜」，會正中某些反動勢力的下懷。這種態度通常是以國際情勢以及英俄聯盟的迫切需求為由來合理化；但很顯然這只是藉口。英國知識界，或者說其中的大多數，早已對蘇聯產生了民族主義式的忠誠，內心深處認為對史達林的智慧的任何質疑都是一種褻瀆。俄國與其他地方發生之事，應該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判。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大清洗發生無止盡的處決，終生反對死刑的人竟拍手稱快；饑荒發生在印度時，大肆報導被視為合情合理，而發生在烏克蘭時，隱瞞實情則被視為理所當然。如果戰前情況確實如此，那麼時至今日的知識圈氛圍只怕是更加惡化。
回到我這本書。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的反應將極為簡單明瞭：「這書不該出版。」當然，那些擅長詆毀之術的評論者不會從政治角度攻擊，而是從文學角度下手。他們會說這本書無趣愚蠢，出版此書是浪費紙張的可恥之舉。這也許部分屬實，但顯然並非反對理由的全貌。人們不會因為一本書很糟就說「它不應該出版」。畢竟，我們每天印出大量的垃圾，卻沒人在意此事。英國知識分子，或者說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之所以會反對這本書，是因為它誹謗他們的領袖，並且（在他們看來）損害了進步事業。如果內容的作用相反，那麼即使它的文學缺陷比現在明顯十倍，他們也無可反對。舉例來說，左翼書籍俱樂部（Left Book Club）出版社這四、五年來的成功，正說明了只要這些作品能傳達他們想聽到的內容，他們就能欣然包容粗鄙的內容與草率的寫作。
這裡涉及的問題其實非常單純：是否每一種觀點，無論多麼不受歡迎，甚至多麼愚蠢，都有權表達？如果以這種形式提出的話，幾乎每一個英國知識分子都會覺得應該回答：「是。」但若具體地問：「批評史達林呢？這是否有權表達？ 」答案往往是：「否。」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所信奉的正統思遭逢挑戰，言論自由的原則便告失效。我們主張言論和新聞自由時，並非訴求絕對的自由。只要組織社會尚存，就必須存在某種程度的審查——或者說，它註定會存在。但正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言，自由是「給予他人的自由」。同樣的原則也包含在伏爾泰的名言中：「我反對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思想自由無疑是西方文明核心特徵之一，若真有其價值，那麼它的意涵便是：人人都有權表達與出版其所信之真理，前提是該言論未以極其明確的方式危害社會整體。直到近年，無論是資本主義民主政體，或西方版本的社會主義，一直都將這項原則視為理所當然。如我先前所指出的，我們的政府至今在某種程度上仍表現出對此原則的尊重。市井小民仍含糊不清地相信「人人擁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或許部分原因是他們對各種思想並不夠關心，也就能夠容忍的各種言論。反倒大多是那些本應守護自由的文學與科學界知識分子，如今在理論中與實踐上鄙視自由。
我們這個時代最詭異的現象就是變節的自由主義。除了常見的馬克思主義主張「資產階級的自由」不過是一種幻覺，如今還流行一種論調：唯有透過極權手段，方能保衛民主。這種論述認為，若你真心熱愛民主，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殲滅它的敵人。而敵人是誰呢？往往不僅是那些公開且有意圖地攻擊民主的人，還包括那些因傳播錯誤觀念而「客觀上」危及民主的人。換句話說，捍衛民主就意味著摧毀一切獨立的思想。舉例來說，這個論點被用來為俄羅斯大清洗辯護。即使是最狂熱的親俄派，也未必真心相信所有受害者確實犯下了他們所被指控的一切罪行；但由於他們抱持異端觀點，便「客觀上」危害了政權，因此不僅應該將他們屠殺，更要以虛假的指控來摧毀其名聲。同樣的論點也被用來為左翼媒體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對托洛斯基派及其他共和黨少數派所進行的蓄意造謠辯護。而當莫斯里於一九四三年被釋放時，這種論點又再度被拿來作為大聲疾呼反對人身保護令的理由。
這些人沒有意識到，如果你鼓勵極權主義手段，那麼有一天這些手段也可能反過來對付你，而不是幫助你。養成不經審判就監禁法西斯分子的習慣，之後這機制可能不只適用於法西斯分子。勒令停刊的《工人日報》恢復發行不久，我前往南倫敦一所工人學校演講。聽眾都是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和過去在左翼圖書俱樂部分店經常見的聽眾相近。我談及新聞自由，令我震驚的是，講座結束時竟然有幾位聽眾起身提問：您是否認為解除《工人日報》的禁令是個嚴重錯誤？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問，他們說這是一份忠誠可疑的報紙，在戰爭時期不該容忍。《工人日報》曾多次刻意誹謗我，結果我反而不得不為這份報紙辯護。但這些人究竟是從哪裡學來這種本質上是極權主義的思維？他們肯定是從共產黨人學來的！寬容與正直深植英國人心，但並非堅不可摧，必須透過一定程度上的自覺努力才能維持下去。宣揚極權主義的結果，就是削弱自由人民對真正危險的辨識力。莫斯里案便是一例。一九四○年，無論他是否觸犯法律，將其拘禁乃合理之舉，因為我們正面臨亡國危機，不容任何潛在的賣國賊逍遙法外；到了一九四三年，未經審判而將他關押就是一種暴行。大眾普遍未能意識到這點，是個不祥的徵兆；儘管反對莫斯里獲釋的抗爭確實有部分是被操弄出來的，而一部分則是發洩其他不滿情緒的藉口。但如今思想逐漸向法西斯主義靠攏的趨勢，究竟有多少其實是過去十年來，「反法西斯主義」行動及其種種不擇手段所帶來的後果？
我們必須明白，當下這股對蘇俄的狂熱，只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普遍衰退的症狀之一。即使資訊部真的介入並明確否決本書的出版，多數英國知識分子也不會覺得有何不當。對蘇聯不加批判的忠誠正是當前的正統觀念，而凡牽涉所謂蘇聯的利益，他們不僅甘願接受審查，甚至容忍蓄意篡改歷史。舉個例子：《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是關於俄國革命初期的第一手資料，其作者約翰・里德（John Reed）去世後，該書版權落入英國共產黨的手中，我認為是里德將其遺贈給英國共產黨。幾年後，英國共產黨設法徹底銷毀該書的首刷版本，並發行了篡改版本，抹去所有提及托洛斯基的部分，也刪除列寧撰寫的序言。若英國仍有一個真正激進的知識界，早該揭露這種偽造行為，並在全國每一份文學雜誌上發表譴責。事實上，幾乎無人抗議。對許多英國知識分子來說，這種作法顯然合乎常理。而容忍這種赤裸裸的不實行為，遠不僅只是因為現在流行崇拜俄國那麼簡單。這個風潮極有可能轉瞬即逝。在我看來，等到這本書出版時，我對蘇聯政權的看法或許已成為普遍接受的觀點。但那又有什麼用？以一種正統觀念取代另一種正統觀念，不見得有所進步。我們真正的敵人是那種留聲機般的頭腦，不管你是否贊同此刻播出的唱片內容。
我對所有反對思想與言論自由的論點都十分熟悉——無論是聲稱自由根本不存在的，還是主張它根本不該存在的。我的回答很簡單：這些論點無法說服我。我們過去四百年來的文明是建立在相反的理念之上。在過去整整十年間，我始終認為當前的俄國政權本質上是一種邪惡體制，儘管我們與蘇聯是戰時盟友，且我真心希望這場戰爭能由我們獲勝，我仍主張自己有權這麼說。如果我要選一個文本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我會引用彌爾頓的詩句：
「依古老自由之既定律令。」（By the known rules of ancient liberty）
古老這個字眼強調思想自由是一種深植的傳統，少了它，我們所謂獨特的西方文化將難以成立。而如今，我們眾多知識分子顯然正在背離這項傳統。他們接受了這樣的原則：一本書是否應被出版或查禁、讚揚或譴責，不是根據其本身價值，而應取決於政治上的權宜考量。而其他實際上不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則純粹是出於懦弱而同意這種觀點。例如，眾多直言不諱的英國和平主義者，未曾對普遍存在的俄國軍國主義崇拜發出抗議之聲。根據那些和平主義者的說法，一切暴力皆罪惡，他們在戰爭的每個階段都曾呼籲我們投降，或至少達成妥協的和平。但他們之中又有多少人曾指出，紅軍發動的戰爭也是罪惡？顯然，俄國人有權自我防衛，而我們這麼做卻罪該萬死。這種矛盾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解釋：那就是人們過於懦弱，渴望迎合那群主流知識分子，而那個圈子的愛國心所效忠的卻非英國，而是蘇聯。我知道英國的知識分子對他們的怯懦與虛偽有諸多自認正當的理由，事實上，我對他們為自己辯護所用的說辭爛熟於心。但至少讓我們別再胡言亂語，聲稱自己是在為捍衛自由而對抗法西斯主義。如果自由真有其價值，那就意味著有權說出人們不願聽的話。大部分的人們依舊模糊不清地相信並實踐這個道理。而在我們這個國家，恰恰是自由派害怕自由，是知識分子玷污知識——這一點並非普世皆然：過去共和體制的法國不是這樣，今日的美國亦非如此。為了讓大家正視這一點，於是我動筆寫下這篇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