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師親好友收信平安（20120907）：
重慶南路書街的沒落，最近成為出版界的熱門話題。很多朋友都寫了文章發表看法，我自己也很想寫一篇「台灣書店」的回憶。這家位於重慶南路一段頭幾號的書局，從前是所有搞丟課本的小學生，必然要去光顧購買的地方。因為我從不守規矩，每學期必有課本無端失蹤，或毀損到不堪入目的程度，所以台灣書店等於我的書店教育啟蒙場所。
前幾天，楊照寫了「早已傾頹的重慶南路」一文。大意說，這事若在二十年前頹勢初露時談，非常有意義，也有可為，如今頹勢已成定局，再談只是發洩懷舊情緒而已。為了避免流於「發洩懷舊情緒」，所以我把寫「台灣書店」的念頭，又吞了回去。
碰巧此時蘇公找我聊天。一個一隻腳跨入中年，與一個兩隻腳都跨入中年的人，聊起重慶南路，竟能別出心裁，一方面感懷往事而不帶情緒，另一方面也瞻望出版產業鏈演變更新的軌跡，找到合理看待這件事情的角度。
聊天時，我發覺蘇公的看法，頗與人不同。簡單一句話：重慶南路的輝煌榮景，發源於三、四十年前，這是台灣早期出版產業鍊的一段遺跡，但並非最好的時候。他的沒落，從產業結構來看，十分自然，所以懷舊可以，卻無需感傷。
事實上，書街的出現，原本就是市集的概念。例如迪化街的南北貨，衡陽路的布莊，沅陵街的皮鞋店等等，這都是市集。市集的特點是許多同類型的單一商店聚集一處，引來人潮，方便購買，也提供大量的品種選擇。
市集何時開始沒落呢？顯然，當購買行為越來越便利，也就是該類貨品的流通體系越來越健全後，市集的功能就自然萎縮了。
究竟發生甚麼事，讓重慶南路的市集功能萎縮了呢？這個故事可以說很長，也可以讓兩個中年男子陷入深深的回憶而無法自拔。於是不得不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歸納整併成兩件事作代表：一是台灣雜誌圖書發行體系的建立，一是金石堂連鎖書店的成立。
大約三十幾年前，台灣還沒有像樣的圖書發行體系，所以出版社都自己兼作發行，這也是為什麼出版社要自設書店，聚合成書街市集的原因。到什麼時候，出版社開始覺得不需要自己開書店了呢？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這代表出版社不必自己搞發行了，也代表台灣圖書發行體系成形了。
蘇公認為，這個發行體系的形成，跟解嚴前台灣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有關。因為當時的黨外雜誌十分暢銷，在旺盛的購買需求下，各種圖書順勢合併發行，這就順利建立起台灣的發行系統。換句話說，正因為雜誌的蓬勃發展，並與圖書合流，才足夠形成商業規模，建立起大盤、中盤的發行次序。
又當時各種禁書、盜版書、無版權的國外暢銷書等，源源不絕的出版，大大增加了圖書的品種，使這個體系更加茁壯健全，同時也非常有效率。
現在想起來，在那個浪漫的八○年代，出版社與發行商同時發展，讀者的購買力也不斷釋放，即使書店裝潢醜醜的，燈光暗暗的，味道臭臭的，也無礙那是個美好的回憶。
不過，建立有效的發行系統之後，緊隨而來的就是書店革命。前一陣子，金石堂舉辦三十周年的慶祝會，會中大家回憶往事，歷歷在目。蘇公認為，從產業的角度看，會中所談的一切，就是連鎖書店所帶動「大眾閱讀時代」來臨的第一手見證。
二十七年前，當金石堂連鎖書店在重慶南路成立第二家分店時，其實就預告了一場產業鏈的替代變動，正要開始發生。
也許有人會說金石堂沒有人文氣息，不如重慶南路的傳統書店。但回到歷史，當時金石堂開幕時，大家真有這種感覺嗎？況且，金石堂的定位，一開始就是大眾書店，而非獨立書店或特色書店。
大眾書店的最大貢獻，在於提供舒適、方便、有效率的購買。尤其是引進電腦條碼管理，使得書籍分類清楚，結帳迅速，也才有銷售排行榜的設立。在過去，不常逛書店的人，一進重慶南路書店，會有種不知從何下手的感覺。但金石堂成立後，書店的陳列邏輯被大眾化了，那種不知如何下手的迷惑就消失了。
有了大眾書店，也才可能有暢銷書。在過去，圖書物流不發達，一本書很難賣超過五萬本，即使賣超過五萬本，也一定有盜版商前來分食。但是金石堂一開始就拒絕陳列盜版書，這對盜版商打擊很大。
當年龍應台的「野火集」，光在金石堂五、六家連鎖書店中，即賣出五萬多本。加上暢銷書排行榜的擴散效應，最後讓「野火集」在全省賣超過五十萬冊。這樣的成績，是傳統書街所無法想像的。
台灣出版的產業鏈，經過蓬勃的八○年代後，就變得非常有效率。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金石堂每年都可以開七、八家店的原因。而金石堂的成功，也帶動其他連鎖書店的崛起，例如新學友、何嘉仁、光統、敦煌等等，數量非常之多。也讓九○年代成為連鎖書店的全盛時期。當時全省書店約兩千家，卻有六成的銷售在連鎖書店完成。
世界上從來沒有這麼少人口，卻支撐這麼多的連鎖書店，台灣是唯一讓這件事成為可能的地方。這就是大眾閱讀時代的力量。
說了這麼多，綜合兩個中年男子的意見如下：當出版發行體系成熟後，書店與出版就成了兩個獨立的專業，難以兼顧。所以當我們看到儒林書店歇業，雖然感到惋惜，卻也必須換個心情，慶幸他們終於可以專心回歸出版事業了。
大雁老闆蘇拾平、如果出版王思迅（2012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