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作品＞
多餘的人：讀屠格涅夫《羅亭》（節錄）
十九世紀的俄國偉大小說家如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訶夫等等，每個人都有而且都得有眾多的身分，不光光是我們今天職業分工概念裡的小說家一項而已；他們也都得做諸多的事，寫諸多種類和意圖的文字，而不僅僅只是小說一種而已——這是彼時俄羅斯祖國苦難的召喚和嚴酷要求，也是小說家自身的決志而行，外來的和內在的驅力兩者都有。
在他們中間，屠格涅夫原來是比較「純粹文學」的一位，也是最情非得已的一位。屠格涅夫是彼時俄國小說家中最歐化的一個，有一個相當純粹的西歐靈魂不當窩居在一個老俄羅斯的軀體之中，他的小說「氣質」，毋寧更接近當時已不再參與革命，並開始向袖手旁觀的自然主義傾斜的法國小說，事實上，屠格涅夫日後大半輩子也就住在巴黎（表面上為了追逐一段近乎荒唐的愛情，但不只如此），交遊的也是巴黎一干自然主義的小說家如左拉、莫泊桑等等。
如此的「錯置」，是屠格涅夫終身痛苦糾纏的原因，問題是，他又真的是一個溫和到絕對可稱之為軟弱的人，當他那異於常人的聰明、敏銳和纖細感受，撞上野蠻反智的強大力量時，他總選擇屈服，宛如宿命。從他生下來就有、那位不只一次活活打死奴僕的沙皇似貴族母親，到他生前就有的、古老專制的俄國沙皇體制，到最後俄國年輕一代崛起、預告了日後布爾什維克的民粹主流——在這每一種鬥力不鬥智的歷史現場，屠格涅夫總不戰而潰。逃避，遂成了他一生最體面的應對策略。
還好他是一位天生的小說家──半開玩笑來說，小說家在這方面有點像殯葬業者，基本上，他們都是在苦難中才方便找到工作機會的人（如此，我們就知道格雷安‧葛林在他《喜劇演員》中最終讓敘述者布朗流亡成為殯葬業者，是多麼有趣而且自嘲的隱喻選擇了），唯一不同的是，小說家得利的苦難還包括自己，他還可以收自己的屍，當他輸掉人生全部時，只要一支筆還在，他還是有機會在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戰場討回來，這一點，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是如此，只是輸法的狂暴優雅程度不同而已。
屠格涅夫的錯置和人生現實潰敗，於是給了他一個，我們事後清楚知道，絕佳的小說書寫位置，一種糅合了旁觀者清的冷靜理性位置和狂暴扯入的痛苦感性位置，由此，屠格涅夫不至於真如他人格特質的成為昏昏欲睡的自然主義小說家。他有自然流般和風細雨緩緩而來的作品如《獵人筆記》、《煙》、《貴族之家》云云，但也有像《羅亭》這樣結實而強悍的作品，更有趣的是，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家最狂暴、最引發如火燎原議論攻訐的《父與子》，也居然出自於這位軟弱如葦草的小說家之手。事實上，即便是《獵人筆記》這樣貌似柔美的田園牧歌小說，我們仍不難察覺出其間自然主義小說所沒有的俄羅斯老風雷，就滾動在那些無知無識彷彿認命了千年以上的老農民老農奴生活底層。
也因此，在彼時議論橫飛各成派別人人剛硬似鐵的俄國知識圈中，屠格涅夫「柔軟如蠟」（他的詩人朋友波隆斯基說的）的流體特質，使他的思維得以真實滲透了森嚴且彼此愈來愈難對話、愈不屑於相互了解的分明壁壘，成為一個最縱觀全局的人。
──根本上，屠格涅夫頗堅守他歐化自由主義者的位置，但多少視之為自己難以更替的人格特質甚或不由自主的「命運」。他解釋自己，帶著跡近是示弱的深徹反省，而不是自我護衛；他也積極理解對手，不是為著逮住對手的議論縫隙予以迎頭痛擊，而是尋求和解乃至於可能的對話融合之機，於是，他不只了解自己的長處，更深入自己的弱點；不只知道對手的空門所在，更不吝於注視並真誠肯定對手的最堅強部分。只是，這從不會是個愉悅的發現，而是包含著痛苦拉扯的尋求過程，和終極性的永恆撕裂。
這裡，我們先來看屠格涅夫的一篇議論文字＜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這其實是一八六○年他的一篇演講稿——文中，屠格涅夫把哈姆雷特和唐吉訶德這兩位不朽的文學人物對比為兩種極端的典型，讓我們想到稍前赫爾岑的著名譬喻，赫爾岑曾以羅馬的雙面門神傑努斯和俄羅斯的標誌雙頭鷹來說明彼時俄國的西化派和斯拉夫主義派，「他們眼睛看向不同的方向，但胸膛裡跳動的卻是同一顆心。」
差別只在於赫爾岑的話說得稍早，在兩造尚能維持風度彼此對話爭議的美好時日裡。
唐吉訶德是純潔無邪的理想主義者，他有永恆的、天塌下來也分毫不動搖的自我信念，並慷慨用整個生命賦予實踐，不嫌惡衣惡食，不懼犧牲，不摻私利，更不在意任何人的訕笑侮辱，「奮鬥目標始終不變使他的思想有點單一，想法有點片面；他的知識不多，再說他也不需要什麼太多知識，只要知道他自己在幹什麼，為什麼活在這世上，這便是最重要的知識了。」
如此簡單的知識和堅毅不容變動的目標，屠格涅夫進一步指出，「唐吉訶德有時完全像個瘋子，因為最確鑿無疑的東西也會在他的眼前消失，好像蠟一般在他的熱情之火面前融化。」就像他真的把木偶看成活生生的摩爾人，把羊群看成騎士一樣。
相對於唐吉訶德，哈姆雷特則是個洞悉現實複雜世界的絕頂聰明之人，他分析一切，包括眼前萬事萬物，包括他自己的每一處弱點，包括他的每一個可能行動的結果，這不僅是「誰若在做出犧牲時認為先得核計和權衡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和獲利的可能，那他就未必肯犧牲自己了」；更致命的是，如此的透明性等於提前為哈姆雷特的年輕生命帶來終點，意義和價值在宿命性的乏味空虛中徹底瓦解，因此，哈姆雷特能做的就是「想」，一種極度發展到已是病態的思索不休，訴諸本能的行動早被取消，而仰賴意義的行動又提前被戳穿。
哈姆雷特便是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懷疑主義者，但屠格涅夫精采無匹的指出，哈姆雷特卻是個誠實的懷疑主義者，這是他痛苦的根源。哈姆雷特用否定的眼睛看整個世界，但「他的否定並不是邪惡——其本身便是反對邪惡的。哈姆雷特的否定固然懷疑善，但並不懷疑惡，而且同它進行激烈的鬥爭。他懷疑善，是懷疑它是否真實和誠懇，而且他抨擊的不是善，而是偽善，在偽善的幌子下隱藏的依然是邪惡和虛假——它的宿敵。」而如此誠實且細膩的分辨，所帶來的終極行動困境便成了，「當應該加以破壞的東西和應該加以保護的東西往往混在一起、緊密相連時，又怎麼把這種力量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怎麼為它指明該在什麼地方止步呢？……決心的赤熱光采，被審慎的思維蒙上灰色……」
由此，在一邊是洞悉一切卻注定無所事事的哈姆雷特們，另一邊是半瘋癲的唐吉訶德們，屠格涅夫問了這麼一個哀傷的問題——難道為了相信真理就得當一個瘋子嗎？難道一個能夠自制的聰明人倒為此而變得一無所能嗎？
七年長夜之後
一八六○年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之於哈姆雷特的解析和追問尤其精準，因為那等於是他為自己發問的，終其一生。
《羅亭》這部小說發表於再四年之前的一八五六年，大體上正是這個人生大疑問正式叩問的開端。
《羅亭》是一部結構嚴謹、宛如一齣戲的小說，清晰到跡近肖像畫般繪製出一種典型人物來，小說中他名叫羅亭，但卻是彼時俄國上流社會和智識界遍在的人物，也就是所謂「多餘的人」。
多餘的人，說真的，事情倒沒有字面上所顯示的那麼不堪，而是同時包含了幾分自嘲的幽深意味。這類人，我們應該說，其實是古老沉睡如萬古長夜的老俄羅斯帝國中第一批醒過來的人，負責叫醒他們的鬧鐘是彼時領先發展、領先自省也領先革命的西歐。但幾無例外的是，由於當時階級分割森嚴如死水的俄國現況，真正有機會在此第一時間聽見西歐革命召喚的人，只限於擁有貴族身分、有食租者財富才可能到莫斯科或聖彼得堡大學讀書、沒事持續思考、閱讀舶來文字乃至於出國旅遊赴西歐實地朝聖之人，而且通常他們的年紀不會太大，在沙皇大致呈同心圓的權力結構中不杵於太接近中心的位置，因此他們有充足的道德熱情，有夠用的時間、金錢和未竟野心，又沒牽制著腳步的各式包袱，包括得用力護衛的既得權位、煩人的經驗細節，以及要求舒適輕暖的不中用身體云云。
如此的年齡狀態和恰恰好的社會位置構成了這樣一批人覺醒的動人優勢，但也不得不預言了他們的脆弱。畢竟，年紀和社會地位皆是在時間的四季變換中最流轉凋落的稍縱即逝東西；除此而外，這一批人還有另一個近乎宿命的死角，那就是，在他們看向新世界滄海之闊輪船之奇、興高采烈議論滔滔的同時，他們原本就四體不勤的貴族身分又讓他們隔離於祖國廣大的貧窮黑暗農村實況，也就是說，他們要拯救的是他們背對著的那些人，要解決的是他們並不了解的問題，而且人數之眾多如星砂，問題之難不下於登天，那樣蒙昧、反動、罪惡盤根錯節的可怖實況，先不說真正對付起來何等絕望耗時，光是正視它就足以嚇跑所有不解世事的熱情。
問題是，他們要做的事、要拯救的人還不止這些。這是一批胸懷廣闊如山如海的人，民族、國家的疆界限制不了他們，他們同時同情並串聯整個歐陸各地的革命者，關心著全體人類的生活和未來命運。
當然，「多餘的人」這個貶辭是稍後才被看破手腳流行起來的，一開始，這一批人都是英雄、是先知、是清醒的聲音、是上流人舞宴沙龍的寵兒、是俄國稍有知識稍有良心的人希望之所繫，包括一部分沙皇的實際行政官員都這麼看待他們。然而，除了時光流逝、社會實況暗轉這樣持續的剝蝕力量之外，更致命的一擊出現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是怎麼樣一個年頭？這是西歐革命風起雲湧的最高峰一年（就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也發表於這一年，雖然這事於當時的西歐半點也不重要，至於馬克思對俄國產生影響那更是一八七○年以後的事了），也是西歐革命整體潰敗且一切到此為止的終結一年，反動勢力全面回頭掌控整個歐洲秩序，而僻於東方一隅的沙皇也擔心這場革命瘟疫蔓延過來跟著行動，除了斷然出兵蕩平匈牙利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沙皇開始展開俄國全境的鎮壓肅清工作，抓人入獄或送到西伯利亞，檢查所有的言論和文字，並大量裁減大學生數額（革命者最大最直接的補充貨源）以厲行「淨化」，這就是整個十九世紀俄國最黑暗的蒙昧時刻，從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五，歷史上稱之為「七年長夜」，赫爾岑並下過如此註解，「活過當時的人，都以為這條黑暗隧道注定是沒有盡頭的。」
在這整整七年之久的永夜中，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眼睛西望歐陸的這批人，死狀最慘的當然也是跟著西歐滔滔議論的這批人——這裡，我們簡單借用以撒‧柏林的描述，「一八四八年革命既敗，為法律和秩序勢力所輕易壓平的歐洲革命知識階層信譽掃地，隨後便是一片深刻幻滅的氣氛，時人不復信任進步觀念，也不復相信可藉說服或具有自由信念者所能利用的一切文明手段來和平獲致自由與平等。」「卡特科夫轉為保守的民族主義者，杜斯妥也夫斯基轉向正教，包特金離棄激進主義，巴枯甯簽署一份言不由衷的『自由』。」
至此，俄國的進步力量掉過頭來了，浮上主流地位的是年輕一代的民粹主義者，他們輕視議論，強調行動，並對上一代的這批人展開嚴酷的批判，讓他們真成了「多餘的人」。
其中，我們尤其要說的是巴枯甯，這位最華麗也最空言的俄國革命過動兒於一八四九年在撒克遜一地被捕，一八五一年解送回到俄國，繫獄期間，他甚沒骨氣的寫了一篇懺悔告饒的自白書上呈沙皇——巴枯甯正是羅亭。
一齣荒謬劇
屠格涅夫正是依據他昔時尊敬過、熱愛過的巴枯甯為原型來寫這部小說《羅亭》，這個文學掌故，揭示了這部小說真正的思維縱深，讓《羅亭》一書顯現了深沉的自省，而不僅僅只是對某一個或某一類孔雀般之人的辛辣嘲諷而已。
小說中，屠格涅夫安排羅亭這個人的出場，就是一幕宛若天神降臨的戲，那是在某省城三等文官遺孀達爾雅・米哈伊羅夫娜豪宅的一場精心晚宴，所有的閒雜人等皆已到齊就位，巴巴等待著在宮廷擔任侍從官、又是念黑格爾哲學的男爵大駕光臨，但翩然現身的卻是三十五歲的羅亭，這位身材高，「有一雙水汪汪、亮晶晶、靈活機智的深藍色眼睛」的不速之客，他代替有事纏身不克出席的男爵，卻開口幾句話就收拾了愛挑釁、愛故作驚人之語的人渣比加索夫。他談信念、談文明、談真理，也談舒伯特、談德國柏林和漢堡、談大學回憶，還詩意的以一則斯堪地那維亞的美麗傳說作為整晚上天入地談論的收尾，於是，在場久不聞新鮮空氣、昏昏欲睡的賓客像做了場好夢般全部精神奕奕的醒來了（比加索夫除外），米哈伊羅夫娜的美麗女兒娜塔莉雅眼睛無法從他身上移開，戀慕娜塔莉雅的年輕人沃倫塞夫對他因此又尊敬又妒嫉，至於有錢有閒的女主人米哈伊羅夫娜則當場決定非把這人留下來不可，這在往後的社交晚宴上是多麼可炫耀的一顆鑽石不是嗎……
在如此忽然捲起的羅亭旋風之中，只有一個怪人不為所動，一個冷漠、不理會省城公眾活動、普遍被看成怪人的地主列日涅夫。列日涅夫顯然有不錯的學識，而且跟羅亭還是舊識，但大概不是什麼太愉快的記憶，因為他對眾人眉飛色舞的羅亭現象談論，總是不無憤懣的一桶一桶冷水澆過去。
然而，真正把羅亭打回狼狽原形的，既不是尖酸但淺薄的比加索夫，也不是彷彿手握什麼昔日不堪祕密的列日涅夫，而是愛情從天而降但仍異常堅強冷靜的娜塔莉雅——她遵循著羅亭的浪漫議論之路前進找到愛情，終點處正是熠熠發光的羅亭自己。小姑娘勇敢的向羅亭表白，但羅亭自己卻在此節骨眼上退縮了。他當下的反應是，害怕女主人已知道這事，害怕女主人不同意，甚至還懦怯的擔心女主人不再接待他不讓他在此莊園住下去，但最終，羅亭還是因此風波不得不落荒而逃，兩手空空，只帶走積欠的兩百盧布債務，「待我回到T省田莊時會如數寄還……」
文學的屠格涅夫，把偌大的俄國知識分子悲劇，結結實實的壓縮在一個沉悶的小莊園裡成型，成為一齣線索清晰的荒謬劇……
──本文轉載自《讀者時代》唐諾／2003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