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幸福調查中學到什麼？
最讓人驚訝的是，不論國家的發展處於哪個階段，世界各國決定幸福的標準因素都非常穩定。筆者曾到訪研究幸福的每個地方，都可以歸納非常簡單的模式：穩定的婚姻、良好的健康以及足夠（但不要過多）的收入，都對幸福有益。至於失業、離婚以及經濟不穩定都會摧殘幸福，每一個地方都是如此，絕無例外。年齡與幸福之間則有非常一致的「U」型關係：轉捩點是45歲到快50時，過了這個時間點，只要健康及伴侶關係穩定，幸福感就會隨著年齡而增長。這樣的關連性反映出一件事，隨著人們的「成長茁壯」，預期和現實會趨於一致。確實，筆者在很多不同國家的研究都歸納出這樣的關連性，例如烏茲別克、英國、智利和阿富汗，這樣的關連在每個國家都成立，只是轉捩點的時機會稍有差異（請見第三章的詳細論述）。
正因為決定幸福的標準因素很穩定，我們方能夠從大部分樣本受訪者中排除這些因素，從中檢視出其他不同變數的意義，甚至在個人、社經世代或國家所造成的效果。而其他變數的範圍甚廣，可以從機構安排造成的福利效應（比方說社會不平等或政府管制架構）、到環境品質或通勤時間的影響，再到運動、飲酒或吸煙等行為產生的效果。
有些研究試著把收入效應和其他相關因素的效應分開，比方說對職場的滿意度。筆者也曾針對意外贏得樂透彩得主進行研究，發現這些從天而降的大獎確實會對幸福造成正面影響，但不清楚這樣的效果是否能夠持續。如果我們從反向來研究，則發現幸福程度高的人通常在勞動市場上的表現較佳，而且未來還可以賺比較多的錢。
經濟學家（以及政治人物）經常爭論著，貧富不均對於個人福祉有無影響。而幸福調查也提供了新的洞見，結果似乎要視情況而定。美國與歐洲的多數研究發現，貧富不均對於幸福有中度到輕微的影響。其中，非常明顯的是，會因為貧富不均而感到不幸福的美國人，幾乎都是有左派傾向的有錢人！然而，在筆者和傅爾頓合作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卻顯示，貧富不均對窮人福祉會造成負面影響，對富人卻有正面影響。
莫衷一是的結果，反映出貧富不均是代表未來機會與流動性的象徵，也是不公不義的象徵，在美國，許多人都把貧富不均看成是機會。然而，客觀數據並未指出美國的社會流動率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ve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會員國的平均值。在拉丁美洲，當地貧富不均嚴重的多，而且公家機構和勞動市場是出了名的沒效率，貧富不均代表的則是持續的劣勢或優勢，而非機會與流動性（雖然某些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流動率和美國一樣高）。
幸福調查也有助於衡量更廣義的非收入不平等因素，例如種族、性別、地位等等，研究發現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 。醫學研究發現社會地位對於身體健康會有重大影響，因此也支持這樣的結論。幸福研究也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貧窮。比方說，雖然幸福農夫和悲慘百萬富翁的矛盾抵觸常理，一些研究也發現各國窮人普遍沒有富人幸福，但這也暗示了在某些情況下，期望值低造成長期性的貧窮。
幸福研究可以用來檢驗不同總體政策對於福祉造成的效果。多數研究發現，通膨和失業對幸福會有負面影響。而失業的效果會比通膨來的強，且其影響超越失去的貨幣收入所造成的效果。然而標準的「痛苦指數（misery index）」卻給予通膨和失業相同的權數，可能低估了後者對於福祉的影響。
同時幸福研究也顯示出政治決策影響相當重要。許多文獻發現，信賴和自由都會對幸福造成正面影響。針對瑞士境內各州不同的投票權制所做的研究發現，直接參與民主會帶來正面效果。另外，筆者在拉丁美洲的研究則發現，幸福與偏好民主之間有強烈的正關連性。
事實上，幸福研究亦有助於衡量各種公共政策的福利效果。對於會讓人上癮的物品課稅，比方說香菸或酒精，會對福祉造成何種影響？之前提到的香煙稅相關研究認為，正面的自我控制效果可能會超過負面的經濟效果。對於垃圾食物（這是和肥胖有關的諸多原因之一）課稅對於胖子的幸福有何影響？筆者和傅爾頓合作的研究則認為，肥胖者所做的消費選擇不一定讓他們覺得幸福，垃圾食物稅的害處，可能不像收入基礎的評估預測得那麼嚴重。
簡而言之，幸福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拓展對人類福祉（以及決定幸福因素）的理解，比光靠收入資料來得有用。幸福調查合乎邏輯也非常簡單，而且可以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議，比方說要強調健康、就業以及經濟穩定，把這些因素看成和經濟成長一樣重要，所以請引進國民福祉指標（National Well-Being Indicators）！
但，正因為人類福祉非常複雜，衡量的難度超過只觀察收入數據的時候，而且影響福祉的，是某些和環境有關的變數、與個人遺傳及心理狀態的內生特質，以及其他因素的混合體，因此，當我們要踏入政策領域時，仍有許多尚未解開的難題會帶來諸多挑戰。在筆者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們具有出色的適應順境與逆境能力。接下來要討論的伊斯特林矛盾（Easterlin paradox），就觸及這項主題。而筆者最近在世界各地進行的幸福研究，某些結論也把這個難題端上了檯面。

■大辯論：收入對幸福的影響
第一位研究幸福的現代經濟學家理查‧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其1970年代中期的原始研究中揭示了一項矛盾，點燃了世人對幸福主題的研究興趣，但至今未解。大部分的幸福研究發現，各國的富人平均來說比窮人幸福，但跨國的長期研究卻發現，人均所得與平均幸福程度間的關連卻少之又少。一般來說，比較富裕的國家比貧窮的國家來得幸福；而這個幸福程度會隨著所得增加而增長到某個點，之後就不會再成長了。但在這些比較不幸福的貧窮國家之間，平均收入與平均幸福程度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這表示，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包括文化特色）對幸福的判定也有影響（請見圖1-1）
在國家內部，收入會影響幸福，一窮二白與赤貧當然是特別嚴重的幸福減項。但，在基本需求獲得滿足之後，收入之外的因素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比方說不斷增加的渴望、相對的所得差異以及利益的穩定性等等。1949年，早在幸福經濟學這門學問出現之前，詹姆士‧杜森貝利（James Duesenberry）就點出了變動的所得慾望會對所得滿意度造成影響，以及它刺激消費及儲蓄率上的成效。自此之後的所有幸福研究，都確認不斷增加的渴望會影響到幸福的認定，同時也點出這個因素在帶動過度消費及其他違反經濟學行為時所扮演的潛在角色。
因此，常見的伊斯特林矛盾解釋是，人們都站在「快樂水車（hedonic treadmill）」上：渴望會隨著收入增加而增長，然而，在滿足基本需求之後，和福祉有關的會是收入的相對值，而非絕對值。另一種解釋這個矛盾的說法，是心理學家所謂的幸福「設定點（set point）」理論。這個理論假定，每個人長期都會回歸到一個固定的幸福水準，就算是贏得樂透或離婚這等事件帶來的重大改變，之後也都會回復。但這些解釋對增進幸福的政策制訂幫助不大。
人類的適應力絕佳，幾乎什麼都可以很快適應，獲得更多收入當然會更樂見其成。比方說，行為經濟學的相關文獻就證明，個人看重損失的程度會高於所得，就像我們之前提過的咖啡杯範例一樣。此外，伊斯特林主張，個人在金錢領域的適應力要高於非金錢領域，許多改變人生的事件都會對幸福造成持續性的影響，比方說痛失親友。狄特拉（DiTella）和麥庫洛克（MacCulloch）發現，加薪引起的幸福感大約持續一年，而升職引起的幸福感則可持續至少五年。然而，多數政策都是根據收入基礎的福祉指標訂定，因而會過度強調多增加收入對福祉的重要性，並低估了其他因素，如健康、家庭以及穩定的工作。
至於哪一種解讀比較準確，目前仍無定論。近年來，有很多新的辯證在討論伊斯特林矛盾是否真的成立。貝斯提‧史帝文森（Betsey Stevenson）與賈斯汀‧沃夫爾斯（Justin Wolfers）近期的研究，以及安格斯‧帝頓（Angus Deaton）以蓋洛普全球調查的新數據為依據的另一項研究，均發現收入與幸福之間出現了一致、而且跨越國別的對數線性關係，直接挑戰了伊斯特林的理論。這項發現導致經濟學家之間火熱、有時甚至辛辣的針鋒相對。
更諷刺的是，正反雙方可能都是對的。其中一個理由很實在：富有國家的人民比貧窮國家的人民幸福，合情合理，而另一方面，不管所得水準為何，除了所得之外，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幸福。在這些因素當中，很多東西在富裕國家唾手可得，比方說自由、穩定就業以及良好的健康狀況。但，就算是收入水準相當的國家，這些因素的可取得程度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另一個則是方法論上的理由。近來研究使用的是取自蓋洛普全球調查的新數據，其中包括更多來自非洲貧窮小國以及過渡經濟體的觀察，不盡是伊斯特林的原始資料而已。處在過渡期的國家相對的幸福水準特別低，部分是因為伴隨著中央計畫性經濟體垮台而出現的痛苦結構型轉變，讓幸福感大幅降低。有些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n；譯註：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國家，長期的成長率持平，甚至為負。這些下跌或大幅波動的收入變化降低了底層的幸福感，而非因更高的所得水準拉低了上層的幸福感。實際上究竟是哪種情況影響到哪種程度，還有很大的爭議。
至於其他影響幸福的因素，共識倒是比較高。伊斯林的原始研究依據，是利用開放式的幸福或生活滿意度進行調查（例如：「您認為自己的生活有多幸福？」「您對於自己的生活有多滿意？」），可能的答案從「一點都不」到「非常」，標準可能是四分制或五分制。至於蓋洛普全球調查使用的則是「生活階梯」問題：「請想像一座階梯，從最底層的第零階到最上層的第十階。最上層的台階代表您想像中最美好的生活，底層代表您想像中最糟糕的生活。您個人覺得，您現在是在站哪一個台階上？」
廣義來說，這兩套問題都是合理衡量幸福的方法，兩者和常見的變數都有類似的關連性。根據這些問題所做的研究發現，平均來說，穩定的婚姻、良好的健康狀況以及足夠的收入，對幸福都有好處（但多少收入算是足夠，則各國不同），而失業、離婚以及經濟不穩定則都不利於幸福。
而這些以不同問題為基礎的研究結果當中，也有一些變異。就像之前提到的，想像中最好生活的問題有個框架，限制住開放式幸福的問題；而生活階梯問題則要求受訪者在評估生活時做出相對性的比較。筆者就曾與馬利歐‧皮康（Mario Picon）、頌亞‧查托帕迪亞（Soumya Chattopadhyay）做過比較，檢視不同問題和蓋洛普全球調查（針對拉丁美洲部分）的主要有意義變數之間有何關連。我們發現，想像中最美好生活問題的答案和收入的關係比較密切（不管是跨國比較或在一國之內比較皆是如此），其關連性超過開放式幸福問題的答案，而跨國比較的差異性則大於國內比較時。
我們從阿富汗調查中得出的結果，也強調了相同的重點。阿富汗人在開放式幸福問題中的分數高於全球平均，和拉丁美洲受訪者的分數相同；以客觀角度來看，拉丁美洲的物質條件好得多。阿富汗人在一天內微笑的次數，也比古巴人多了20%。但，一旦被問到坎特里爾的生活階梯問題時，阿富汗人的分數就比世界平均值低很多。這代表雖然他們可能天生愉快樂觀，但如果以相對的方式提問，並讓他們去思考全球標準時，阿富汗人也會變得更實際一些。
因此，伊斯特林的矛盾出現不同結論，很可能只是因為採用的方法不同，比方說，研究者用了哪些國家樣本以及哪些幸福問題。除了收入之外，針對能夠讓人們感到幸福的因素而提出的實質問題，則是研究中額外且更為複雜的部分。有些因素，例如公共財，會和收入有關；有些因素，例如文化差異，導致人們用不同的方法來回答同一份調查，則與收入無關。
圖1-1是根據開放式生活滿意度問題而畫出來的圖，和收入之間有非常簡單的線性關係（收入根據購買力平價調整）。雖然富裕國家平均來說比貧窮國家幸福，但在貧、富國家這兩個群體的內部，收入和幸福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因此我們無法就伊斯特林的矛盾提出明確的結論。圖1-1支持一個論點，那就是比較富裕的國家平均來說比窮國幸福，但除此之外，其他的部分就比較複雜了。一國的平均分數會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包括因為文化不同，導致人們以不同的態度來回答相同的調查，當利用平均數來做跨國比較時，就無法控制這些差異，不像我們利用大樣本進行國內與跨國的幸福評估研究時可以加以控制。
讓問題更複雜的是，如果我們在同一張圖中畫出收入變數的對數（經濟學家經常取對數，對數代表的是收入變異佔收入絕對值的比例），那麼，收入（對數）和幸福之間的關係就比較緊密。取對數的作法，強調的是低收入水準國家的收入變化重要性。因此，除了要考慮使用的是哪一種幸福問題之外，選擇用哪一種方式呈現收入變數，也會影響收入與幸福之間的變數。難怪伊斯特林矛盾會引來這麼多辯論（當然，另外的原因是，經濟學家從來不怯於參與有意思的辯論）。

■幸福農夫vs.悲慘富翁
誠如上文所說，全世界決定幸福的因素與模式顯然非常穩定，再加上人類本身具有極出色適應逆境的能力，阿富汗人和拉丁美洲人一樣幸福（他們的幸福感高於世界平均值）；而肯亞人對於他們的醫療保健滿意度也和美國人一樣高。犯罪雖然讓人不快，一旦犯罪率變高，反而對幸福的影響力變得越小；在貪污這件事情上也出現同樣的趨勢；當身邊的人都很肥胖時，肥胖者就不會覺得這麼不開心了。儘管自由與民主會讓人們覺得幸福，但若身處的環境不常見到自由與民主，這兩項因素對於幸福的影響力也就越低。換句話說，人們可以適應非常嚴峻的逆境，仍保有他們天生的愉悅快樂，甚至也可以在擁有基本的一切後（包括良好的健康），還覺得很悲慘。
反之，有一點是人們很難適應的，那就是「不確定性」。筆者最近和查托帕迪亞及皮康合作的研究顯示，近幾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平均幸福感跟著道瓊指數（Dow Jones）下跌而大幅下滑。
當2009年3月，美國股市從谷底翻揚，某些面向已經恢復穩定時，平均的幸福感水準復原的速度竟比道瓊指數的漲幅更快。到了2009年6月，平均幸福水準已經高於危機前的水準，自此之後一直維持在這個更高水準，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生活水準及標準研究提報的滿意度都大幅低於危機前的水準。觀察的結果顯示，一旦極不確定的期間到一段落，人們就會回復到原本的幸福水準，就算即使大家都是以比較少的財富湊合度日也是一樣（本書第四章中會詳細討論這些發現）。
筆者和艾都華德‧洛拉（Eduardo Lora）將人們這種適應較低的生活水準的現象稱之為「無幸福成長的矛盾（paradox of unhappy growth）」。我們發現，在考慮人均國民生產毛額這個因素之後（這裡要特別區分人均國民生產毛額的平均水準與變化量：平均來說，人均收入水準較高的國家，人民比較快樂），一般說來，高經濟成長率國家受訪者沒有經濟成長率低國家的受訪者這麼快樂。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我們的發現，那就是伴隨著高經濟成長率而來的，通常是不穩定和不平等的情況會變得更為嚴重。
確實，人們比較容易適應令人不快但確定的情況，比面對不確定時好多了。從個人的心理福祉來說，適應能力是一件好事：比方說，大部分的美國人都能適應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成本，並回復到天生的幸福水準；或者，即便生活的環境不理想，阿富汗的尋常老百姓也能保有愉悅。但，這種適應能力也可能會引發出集體的容忍，整個社群默許用多數人的標準去看待不能忍受的情境。這一點有助於解釋為何不同的社會能夠容許這麼多不同的健康、犯罪與管治標準，不管釋是在國家內部，甚至跨國之間都屢見不鮮。
適應的能力（以及調和標準與預期的能力），帶來各式各樣衡量及比較上的挑戰，在研究幸福與收入的關係時尤為明顯。就像先前提過的，我們很難把期望低的貧窮農夫幸福水準，拿來和期望及認知程度均較高的富有受訪者做比較。
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幸福農夫與受挫高成就者（或悲慘百萬富翁）的問題。在某個層次上，這個問題代表幸福是相對的；而在另一個層次上，也暗示了某種程度的不幸福，可能是達成經濟以及其他進步的必要條件。離開故國（或家鄉）想給後代更美好未來的移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革命者等等，都是我們可以想到的範例。
這也衍生出更困難的問題，比方說，我們應不應該告知印度的貧窮農夫，根據客觀的收入指標，他的處境有多悲慘，藉以鼓勵這位農夫追求「更好」的生活？也就是告訴這位農夫什麼因素能讓他幸福。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要煩惱的到底是如何處理百萬富翁的不幸，還是增進農夫的幸福。
幸福農夫和悲慘百萬富翁的矛盾，也引發了「什麼才是幸福的適當定義」的討論。幸福調查之所以是有用的研究工具，是因為這些調查是開放式的，幸福的定義留待受訪者決定，我們不會把美國的幸福概念套在中國受訪者身上，也不會把中國的定義放在智利人民身上。定義的開放式特質，可以導引出全世界受訪者都出現一致的解釋變因模式。回過頭來，我們便能夠藉由控制這些變數探索其他不同因素對幸福造成的效果，例如：犯罪率、通勤時間、管治體制的性質等等。
然而，就像之前提過的，「幸福」是一個包含一切的詞，通常用來涵蓋各種不同的福祉定義，例如福祉可以是個人對於自身生活的整體評估、福祉可以是每天在日常生活的體驗、福祉可以受內在人格特質影響（如情感偏向正面或負面）、福祉也可以是廣義的生活品質。
我們研究幸福的人要費盡心力去釐清問題中強調的各種福祉元素是什麼，並據此選擇調查問題。在實證結果上，特定的定義（以及據此選出的「幸福」問題）會對某些重要的有意義變數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尤其是收入。這個定義對於政策領域的任何幸福討論來說，都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