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套書組合：《祕密外交：地緣政治裡的大國密謀》、《戰爭大幻象：帝國好戰者的貪婪與錯判》共二冊
 
 
《祕密外交》
 
當祕室交易才是國家間外交的「惡靈」，世界會走向和平還是通往戰場？
──理解國際政治與陰陽面向的一部歷史批判之書──


│書評推薦│
《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成功區分了外交手段的保密與外交政策的保密，並對後者提出了嚴厲譴責。
 
《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為戰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提供了歷史哲學的基礎。
 
保羅．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經典著作《祕密外交》（Secret Diplomacy: How Far Can It Be Eliminated?）於1922年出版，深入剖析祕密外交在國際關係上的必要性。全書回顧外交制度的歷史背景，從十八世紀一路追溯到二十世紀初，並對長期主導國際外交的祕密運作方式提出嚴厲批判。
 
1919年，原為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眼見美國為了換取日本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山東問題上向日本妥協，犧牲中國利益，從那時起，他便卸下美國外交官的身分，不再與之為伍。或許正是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戰後的震撼，芮恩施才真正看清祕密外交的危險。他知道歐洲列強在檯面下簽訂密約、交換利益，讓無數人民為此付出代價。即使戰後高喊「公開外交」與和平理想，各國仍舊難以擺脫舊式權力政治的陰影。芮恩施以親歷者的視角指出，祕密外交不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壞習慣，更是一把反覆引爆衝突的隱形導火線；若不加以約束，世界仍可能再次被拖入災難之中。
 
在本書中，作者以歷史階段為線索展開論述：從十八世紀歐洲傳統的外交策略談起，逐步剖析在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同時期的演變與影響：
 
‧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維也納會議
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歐洲列強在維也納會議中重新劃分權力版圖，建立起以「勢力均衡」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表面上，這套體系成功避免了大規模戰爭；實際上，歐洲和平卻是由少數君主與外交官在密室中協商維繫，讓祕密外交以「維持秩序」的名義下，逐步成為國際政治的常態。
 
‧政治強人主導的外交策略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外交進入由政治強人主導的時代。拿破崙三世善於以隱密協議操縱國際局勢；迪斯雷利在英國帝國擴張中靈活運用私下談判；俾斯麥則以精密的祕密結盟與外交算計，完成德意志統一。芮恩施透過三位關鍵人物，展示祕密外交如何成為權力政治的利器，也揭示個人意志在缺乏公開監督下，對歐洲命運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三國同盟外交與摩洛哥危機
十九世紀末成立的三國同盟，使歐洲正式進入以祕密軍事承諾為核心的結盟時代。各國在公開聲明之外，暗中簽署相互支援的協定，而摩洛哥危機則成為這種外交模式的危險試驗場。從只是局部的殖民爭端，因密約與強權角力而屢次升高為國際危機，祕密結盟讓歐洲局勢變得高度不穩定，並一步步逼近全面衝突。
 
‧協約國外交
二十世紀初，英法俄之間形成協約體系，表面上強調理解、合作與和平，但其背後同樣存在不為公眾所知的戰略默契。與三國同盟相對峙的協約國外交，使歐洲分裂為兩大陣營，導致任何局部衝突都可能擴大。即便在較為溫和的外交語言包裝下，祕密承諾仍持續左右國際局勢，最終將歐洲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歷史長河中，芮恩施看到「祕密外交」所造成的影響，他認為，既然外交會議已成為討論與解決國際事務的慣常機制，如何在「保密」與「公開」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便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他也在書中指出，或許有人會將私人企業治理的經驗套用在公共事務上，在商業策略上董事會討論的議題無須公開，那麼外交談判當然也不應公諸於眾，只是企業的利益考量是否適用於攸關公眾利益的準則？值得深入探討。
 
當人類已經在多次的戰爭中學到教訓，付出慘痛的代價，理論上應該會跳出這個惡性循環，殊不知歷史的巨輪總是一次又一次的輾壓著我們，不管是遠在19世紀的一次世界大戰，抑或是當前日趨緊張的地緣政治，坐上權力高位者總能在幕後伸出大手，悄然操控世界的走向。放眼現今政治局勢，當「祕密」二字不再只存在於外交談判，而是滲入各國治理與公共決策之中，真相被精心設計的表象所遮蔽，多數人只能在被安排好的劇本裡生活，直到某一刻才驚覺，自己始終未曾真正參與決定命運的過程。
 
時至今日，國際間的外交策略究竟已經跳脫密室政治的迴圈，抑或是一同沉淪，變本加厲的利用資訊落差，操控民眾輿論，造成人民更大的混淆，或許，唯有回到芮恩施的思考起點，重新檢視外交與權力應受的監督機制，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後，可以對當代國際政治的運作邏輯，有更清楚而清晰的理解。
 
 
《戰爭大幻象》
 
│史上唯一一位因為一部著作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上世紀初全球暢銷逾百萬冊，譯為10餘種語言版本│
 
“戰利品不會帶來真正的國家財富，刺刀與軍艦也得不到國際信用”
一本被輕忽的國際關係名著，一部成功預言卻被嘲諷為無效勸說的和平呼籲！
 
本書最早的版本出版於1909年，旨在解答人類史上最重大的問題之一：戰爭因何而起？各國為何求戰？
 
雄辯滔滔的政治撰稿人及記者安吉爾以「戰爭在經濟上純屬徒勞」為核心論點，力圖阻止歐陸滑向毀滅；四年後一戰爆發後，許多世人反以「安吉爾錯了」草率對這本書嘲諷。
 
但1914年後的戰壕與停戰條約，恰恰驗證了他的預言——德國雖一度佔領法國比利時，卻無法掠奪其信用、貿易與產業能力；勝方同盟國亦未因「征服」而致富，反陷入債務與動盪，也埋下了二次大戰的遠因。
 
其實安吉爾的思想，在戰前已實際介入政策實踐並廣泛被各強國討論。

法國殖民部曾兩、三次公開援引本書法文初版，強調其主張；在法國參議院會議中，預算報告人更「長篇引用本書，並以極大篇幅闡釋其核心論點」。

當殖民帝國開始質疑「殖民地必須服從母國財政綁架」的常識，並以「相互繁榮」取代「單向榨取」，正是《大幻象》所倡「經濟相互依存」原則的具體實踐。
 
本書的立論也源於作者超越帝國主義時代掠奪思維，對經濟本質的洞察：國家真正的財富已非土地與黃金，而是植根於信用、契約與分工網絡的「無形結構」；而「心理準備金」（psychological reserve）——「世代誠信累積的無形資本」——比艦隊與砲臺更真實地守護一國繁榮。
 
時至今日「大幻象」從未消失，它只是更換了修辭——全球各國的強硬派人士仍認為爭搶「陽光下的領土」（現已轉為「科技自主」「供應鏈安全」「數位主權」等）符合本國利益，否則敵對國家必然出手……；只要我們仍將國家擬人化為鬥爭巨靈，只要政策論述仍混淆「軍事可能」與「經濟理性」，「大幻象」便會一再重生。
 
安吉爾特別想探討的是，為何歐洲各國總是劍拔弩張、兵戎相見。他駁斥了「軍事力量能創造更多財富」的觀點，提出唯有在軍事衝突缺席的情況下，以貿易和契約法為基礎的先進經濟體制才能創造價值。
 
戰爭只會摧毀征服者企圖掠奪的財富，使整個征戰行動毫無意義。若能深刻理解這點，戰爭便無存在必要。研讀歷史、政治學與和平研究的學子，將在這部經典著作中找到諸多值得深思與辯論的觀點。
 
本書也國際關係中「複雜依存理論」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簡介
保羅．芮恩施（Paul S. Reinsch, 1869~1923）／《祕密外交》
1869 年6月10日出生於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十九世紀美國著名的律師、政治家與外交官，他曾於1898至1913年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苪恩施是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創辦人之一，曾於 1904 年擔任該會第二副會長，並於1920年出任會長。他是最早開設世界政治課程的教育家之一。
 
芮恩施在1913至1919年被任命派駐中國，擔任美國駐華公使，歷經了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東亞政治的劇烈變動，見證當時中國內部的軍閥混戰，並代表美國外交於第一線參與了當時西方及日本諸國亟欲擴張在華利益局勢下與中國政府間的複雜競逐。
 
1919年美國為換取日本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妥協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日本，芮恩施因此感到失望，之後也辭去了駐華公使職位。他之後並未長期離開中國，反而在外交上給予當時的中國政府許多建議，成為一名有實質影響力的顧問，最後於1923年病逝於上海。
 
芮恩施的著作大多與國際關係、殖民與遠東政策相關，除本書外較知名的著作有《十九世紀末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遠東思想與政治潮流》（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以及回憶錄《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等書。
 
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 1872-1967）／《戰爭大幻象》
英國記者兼政治家，曾任世界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執行委員，並參與國際聯盟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他於1931年受封爵士，1933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1905至1912年間擔任《每日郵報》巴黎版編輯，並於1929至1931年出任工黨國會議員。他也是《和平理論與巴爾幹戰爭》及《勝利的果實》的作者。
 
 
譯者簡介
白瑞秋／《祕密外交》
曾任國內外媒體集團之業務與行銷主管，長期為全球知名消費品牌提供顧問服務，深耕產業研究多年，擅長在語言中拿捏策略。現為自由撰稿人。譯著有《證人席上》（On the Witness Stand）、《貨幣幻覺》（The Money Illusion）。
 
蘇悅之／《戰爭大幻象》
政大新聞系學士、英國愛丁堡大學碩士。於媒體出版集團擔任記者、編輯、媒體主管經驗逾20年。

《祕密外交》
 
引言 
 
1/ 18世紀舊式外交 
2/ 舊式外交的通信 
3/ 維也納會議之後 
4/ 拿破崙三世、迪斯雷利與俾斯麥 
5/ 三國同盟外交與摩洛哥危機 
6/ 協約國外交 
7/ 1914年的危機：俄國野心與巴爾幹半島危機 
8/ 戰時協約國的祕密條約：《倫敦條約》及《二十一條要求》 
9/ 轉變的希望遲遲未至：巴黎和會 
10/ 公眾信任的崩塌 
11/ 國會與外交事務 
12/ 公眾與外交 
13/ 絕對君主制的遺緒 
14/ 美國的近期經驗 
 
結語 
簡短參考書目 
 
 
《戰爭大幻象》
 
第1部 戰爭的經濟學分析
第一章　戰爭的經濟理由陳述
第二章　當代治國之道
第三章　大幻象
第四章　不存在的沒收
第五章　對外貿易與軍事力量
第六章　無用的賠償
第七章　擁有殖民地的方式
第八章　爭奪陽光所及之處
 
第2部 戰爭的人性與道德面
第九章　支持戰爭的心理論述
第十章　支持和平的心理論述
第十一章　不變的人性
第十二章　好戰的國家是否會接管地球？
第十三章　武力因素的式微：心理層面的影響
第十四章　國家擬人化：錯誤的類比與後果   
 
第3部 戰爭的真實結局
第十五章　防禦與侵略的關係
第十六章　超越軍備的思想防禦
第十七章　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第十八章　解決之道   
 
後記 回應出版前的歐洲近期事件
註釋

《祕密外交》
引言

祕密外交是否為現代政治的惡靈？這股力量是否迫使各國長期處於潛在的敵對狀態，從而阻礙了彼此信任的建立與真誠合作的開展？

或者，它只是一種交易的手段？用巧妙的方法為外交官的行動披上光環？而這些外交官，不過是一群才智平庸之輩，卻因長年操弄「國家機密」而自覺尊貴。甚或，祕密外交不如上述說法那般浪漫，它不過是源自一個更為野蠻的年代，其所展現出的保密與詐欺手段，只是一種隨時自我防衛的生存本能。

很顯然，祕密外交的運作方式與民主國家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雖傾向賦予人民代表較大的裁量權，以便處理公共事務；即便如此，祕密外交依舊鮮少受到肯定，畢竟，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乃是「以討論治國」（government by discussion），強調外交事務與內政事務同樣必須納入公開討論，並以此作為施政根基。

當人們試圖將私人企業的經驗套用於公共事務時，常有人會說：既然公司董事會無需公開其業務，外交談判也同樣不應公諸於眾。然而，兩者間的類比能否站得住腳，留待後續章節討論。因為企業的利弊考量，幾乎無法為公共事務提供充分適用的準則，特別是當決策牽涉到人命存亡時，更是如此。事實上，即便是股東，恐怕也不會樂意將攸關自身重大利益的決策，交由在密室中籌謀的董事會來全權決定。

我們撇開所有成見，甚至放下對那些公然違背道德行為的憤慨，嘗試檢視並分析歷史上幾位著名外交家的行動，探究他們是如何依賴祕密外交以取得重大的成就。

在18世紀，外交仍被視為一場鬥智的博奕，參與者可恣意施展各種手段，唯一的限制是必須避免事跡敗露而蒙羞。換言之，欺瞞的具體過程必須嚴加隱匿，使外界只能窺見結果，而無從得知其間的運作。

到了19世紀初，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法國外交大臣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俄國外交大臣博爾戈（Pozzo di Borgo）等著名外交家，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談論人道主義原則，卻依舊沉迷於無實質建樹的政治陰謀遊戲。而精於權術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更常被祕密外交的批評者視為令人憎惡的典型，他最終因自己的陰謀而自食惡果，失去了統治權。

普魯士首相、同時也是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的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確實對那些無足輕重的祕密權謀嗤之以鼻，並以此自豪。他對整個外交事業抱持某種輕蔑的態度，且往往以超乎尋常的坦率令對手措手不及。然而，他的治國方略仍奠基一種信念，認為只需透過精妙的謀劃，便能為歷史尋覓一條通往既定目標的捷徑。他奪下原屬天意的命運韁繩，領導德意志民族走向統一之路。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祕密外交是否是現代政治的惡靈？」

外交事務中所慣用的祕密手段，究竟該如何為當前世界的悲慘境況負責，這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毫無疑問，人們普遍認為，正是祕密外交與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將歐洲推向了慘烈的世界大戰。即使戰後停戰協定簽署之際，這些舊習依然如故，致使後續的局勢更加動盪不安。或許還存在其他更深層的原因，但祕密外交實在劣跡斑斑，自然成了眾矢之的，我們也理所當然將今日所承受的災難歸咎於此。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長期以來，祕密外交是滋生猜疑、恐懼與仇恨的主因。

通常沒有政治家會將謀劃公開並主動策動戰爭。他們幾乎無不採用那種祕而不宣的方式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做法終將導致猜疑、恐懼與仇恨。

不信任的種子被四處播撒，真實的訊息遭到質疑，虛假的流言卻廣為流傳。於是，人們再也無法確定何為真相，並以懷疑的眼光審視所有公共事務的動機，公眾的良知與意志也因此籠罩在陰霾之中。最後，當威脅進逼時，人民唯一能信賴的竟只有赤裸裸的軍事力量。
看來，我們從戰爭中汲取的教訓少之又少。那些危險有害的手段，依舊被固執且熱切地沿用，而昔日並肩作戰、共同浴血的國家，如今反而互生猜忌。國際聯盟的制定者深知，若要建立穩固的國際秩序，必須以健全的輿論與公正的往來為基礎，因此力求一切國際協議皆須公開透明。然而，盟約中的這項溫和規定，卻遭到少數強大締約國的漠視；諷刺的是，反倒是一些「局外人」，例如俄國，主動公開其條約，並將之提交聯盟事務局。

然而，戰後締造和平的第一步，卻是將巴黎和會(1919)的議事廳大門重重關上，將那些為人權獻身、流血犧牲的公眾徹底拒於門外，這無疑是悲劇的開端。和會在1919年1月17日發表的一份聲明，竟為這種祕密程序辯護，甚至宣稱：「若在報刊上討論彼此的分歧，只會煽動輿論，使妥協與讓步更加不可能。」

如此一來，為外交博弈埋單的群眾，與自認能獨攬責任的「仁慈」元老政治家，從此再無交集。在這場巨大的危機中，會議廳內的代表無法獲得堅定開明的民意支持，而場外的群眾則在失望之餘，對會議產生了的猜疑與輕蔑。

巴黎和會對外發布的蒼白聲明，難以令人信服。儘管多數議程內容已流傳到外界，卻與各種流言摻雜不清，以致真假難辨，最終，失望的民眾已無心再追究真相。

既然外交會議已成為討論與解決國際事務的慣常機制，如何在「保密的審議」與「結果的公開」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便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如果保密手段僅用於談判過程，其利弊影響或許不大；但若擴及於隱瞞談判目標與最終協議，問題便極為嚴重。我們不難想像，即便是一位力求與輿論保持密切聯繫的政治家，如林肯，也不可能時時刻刻都迴避保密聯繫。然而，整個外交體系的運作氛圍則是另一回事。任何試圖掩蓋行動意圖或結果的做法，無論在執行者眼中多麼有利或正當，終究只會釀成惡果。

有人主張在外交上必須信任專家。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存在著微妙的灰色地帶，一般人難以掌握，唯有思慮周全、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方能統籌全局，洞悉其中脈絡。

然而，有一點差異值得注意：在工程、科學、會計、企業管理，乃至醫療領域，公眾總是完全仰賴專業，儘管對醫療的信任感稍嫌不足。在這些領域中，方法和程序皆可驗證，並且能透過數理的計算得出預期的結果。

但在國際政治中，由於牽涉複雜的人性及難以精算的變數，並不存在任何可供專家驗證的數學公式。如何在眾多的選項間做出判斷，取決於當事者的智慧，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在現代生活和國家事務中，是否真有人能僅憑自身智慧，在此類問題上作出比廣納民意更為明智的決策。

一個健全的社會，在面對每個重大議題時，都能善用專業人才。外交的專業不僅限於外交部或使館官員；許多獨立觀察、深思熟慮、見多識廣的人士，也能提供官方不可忽視的見解與判斷。在這類探討中，我們必須以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外交，將其視為國家內部乃至整個世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當外交被少數特權階級掌控時，「保密」才顯得合理。然而，在一個更開放、公眾更廣泛參與的社會中，這種秘保密性便顯得不合時宜。任何從政治角度為祕密外交所作的辯護，歸根結底只有一個觀點：人民因無知且缺乏經驗，不適合評斷外交事務。這種論點既不合理，也毫無說服力，難以成為現代國家施政的依據。

當一個緊密團結的社會，為了在與其他相似社會的競逐中生存，必須動用一切可行手段以捍衛自身利益時，保密至少在表面上具備了某種正當性。因此，對保密的辯護，唯有在涉及國家對外行動時，才真正站得住腳。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外交領域存在兩種對立的觀念，自馬基維利（Machiavelli）與格勞秀斯（Grotius）的時代以來，便持續在思想界引發分歧。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不僅在自身思想中體現了他們的主張，也藉由其學說與著作，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追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