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轉折點——唐宋變革（節錄）

從星星到領結

大約在第一個千年邁入第二個千年之際，中國的社會面貌產生了急遽的變化：中世紀的統治階層消失了。從十世紀中葉開始，一個新的官僚階層開始大放異彩，使得早期獨尊貴族的風氣逐漸相形失色。與壟斷高官尊爵的中世紀貴族不同的是，這群新的官僚是來自廣大的仕紳階層，僅將公職視為眾多職業的選擇之一。

中世紀貴族階層的消亡，標誌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之一：大批的地方菁英仕紳家族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取代了以往的統治階層。這些新興的仕紳家族全力於鞏固地方的權力基礎，僅將追求仕途視為偶一為之、保持現有地位的方式之一；同時，他們寧可與地方大族聯姻，也不再群聚於首都地區。另外，他們對地方事務投注更多的興趣與精力，也往往求助於他們的世系組織（而非國家）以尋求保護與公義。他們會直接、公開地與地方或中央政府談判協商，以保護自己在地方上的利益。話雖如此，他們仍然會仰賴國家來「合法化」自己的聲望與地位。

中國菁英從「全國性的貴族階層」變成「鬆散的地方仕紳網絡」，而這項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種菁英轉型形成價值、制度以及社會結構的匯聚，造就了整個帝國晚期大體的樣貌；仕紳菁英與國家的夥伴關係，從底層強化了帝制中國在第二個千年長治久安的基礎。與此同時，君主的權力也在這個時期顯著提升。中世紀的皇帝是來自眾多貴族世家中的一個家族，並且受限於貴族利益之考量，然而宋朝之後的皇帝，卻可以對臣僚行使絕對的權力。

除了這種菁英的轉型，「唐宋變革」還呈現了其他眾多深具特色的改變，包括：絕對君主政體的興起、貨幣化與城市化的商業革命、人口南移的結構性改變、農業生產力水準的提高、印刷機的廣泛使用以及新儒學的興起。這個轉換期是如此重要，以致於歷史學家通常將中國的帝制時代分成兩個時期：從漢朝（西元前二○二年至西元二二○年）到唐朝（六一八至九○六年）的帝國初期，以及宋朝（九六○至一二一六年）到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的帝國後期。

自從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首次在一九二○年代提出「唐宋變革」一詞之後，爭論始終集中於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的爭論是關於它何時發生——歷史學家提出的論點從中唐時期延伸到南宋時期；第二個方面的爭論是關於它為何發生——最常見的答案集中於特定的統治者、事件、制度和地緣政治等因素上。在本章中，我有系統地檢視了唐宋變革時發生了什麼、何時發生，以及為何發生。我蒐集了一個原始的資料集，包括唐宋時期四千多名要員以及他們四萬多名家親的傳記資料。我的發現，是利用迄今最全面且充分的數據資料，為這些爭論闡明了新的觀點。

簡言之，我將唐宋變革描繪為菁英的社會域從「星形網絡」變成「領結形網絡」的轉型。在變革之前，位於首都的中央菁英透過宗親關係連結起許多重疊的外圍地區，同時彼此連結，組成深具凝聚力，類似星形的國家層級結盟。唐宋變革之後，每位中央菁英皆透過宗親關係連結一組獨立的外圍地區，但並未彼此連結，因此，中央菁英分裂成為領結形網絡。

那麼，為什麼唐末至宋初會發生這項變革呢？我發現，九世紀時一段特別嚴寒的時期引發了大規模暴力衝突事件，從而摧毀了中世紀的貴族階層。於是，宋朝初期的皇帝遂以擴大科舉考試來填補此一權力真空，而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阻止了新的貴族階層出現。這些發現具備了重要意涵，因為唐宋變革為國家發展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

本章的內容概述如下：首先，介紹了我為本章所蒐集的數據資料；其次，討論了唐宋變革時所發生的事件，以及檢視了唐宋變革發生的時間與原因；最後，則討論了在唐宋變革之後，一種新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模式如何開始成形。

關於唐宋菁英數據資料的注意事項

美國漢學家姜士彬與郝若貝率先利用傳記的數據資料，來探討唐宋時期宏觀層面的社會變遷。近年來美國歷史學者們如韓明士、柏文莉、包弼德和譚凱延續了這項傳統，並擴大了數據蒐集的地理範圍與時間範疇。我的研究，也立基於這項傳統，但同時做出了一項重要的改進。

以往各方的研究意見紛紜，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各自以不同的菁英樣本為基礎。舉例來說，美國漢學家韓明士研究的對象是福州（江西省）的菁英，但這群菁英的組成混合了國家層級的官員和地方層級的菁英，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菁英的聯姻網絡在北宋與南宋之間的時期逐漸地方化。與此相對，美國歷史學者柏文莉研究了宰相的家族，發現他們一直以中央政府的官職為重心，並在兩宋皆保有跨區域的聯姻網絡。

我使用一貫的標準來蒐集整個唐宋時期的數據資料，我的樣本包括了所有在中央政府擔任侍郎等級或以上官職的要員。利用這項標準，我確認了唐朝的二千二百八十六名官員，以及宋朝的一千九百零四名官員，這些官員全為男性，平均二十七歲展開仕途，直到六十五歲為止。另外，運用和闡述第二章研究內容的相同方法，我也蒐集了這些官員的宗親網絡相關資訊。我蒐集了二百四十六名唐朝官員的宗親網絡之中五千三百六十七人的相關資訊，以及五百四十二位宋朝官員的宗親網絡之中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人的相關資訊。

數據資料缺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在唐朝，但顯赫人物的顯要家親更可能被記載下來，因此，我們應該將「樣本網絡」視為具備了真實網絡的指標性而非代表性，不過更重要的是，解讀結果時必須謹慎。

唐宋變革：發生了什麼事？

歷史學家對於唐宋變革時所發生的事，比之對於何時（或是為何）發生要更有共識得多。總的來說，唐宋變革涉及了：帶來更高度的城市化與貨幣化之社會經濟轉型、人口從北方轉移到南方、政治遴選（political selection）從「恩庇關係」到「任人唯賢」的制度改變、菁英從以國家導向的貴族階級轉變為以地方為基礎的仕紳階級、菁英從中央往周邊分散、中央政治菁英的分裂，以及絕對君權的崛起。

￭結構性的改變

在唐朝，國際貿易透過絲路與海上航線大幅擴展，同時伴隨著貿易興起的金融交易需求則促成了貨幣革命。到了七五五年，唐朝政府建蓋了十一座造幣廠和九十九座鑄幣爐；宋朝也經歷過以紙幣、銀票，其他形式的紙質信用憑證，來補充笨重銅錢串的革命。

私人莊園的興起，促進了新的農業技術與長途貿易的發展，南方農業廣泛採用的水稻移植栽培法，生產出相當可觀的餘糧，尤其是長江流域的南方地帶，遠比北方地區來得更為豐饒多產。另外，市場的專門化在唐朝下半葉達到了最高度的發展，諸如水果、茶葉、糖等非糧食作物的生產，成了重要的經濟活動。這場商業革命使得行銷網絡在特定地區大幅延伸，深入農村地帶和城市中心的發展與擴展。到了十一世紀末，宋朝已有三分之二的國家稅收是來自對非農業部分的課稅，尤其是貨物稅的徵收。根據最近的若干估算，宋朝時的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甚至比當時的英國高出二十％。

西元八○○到一二○○年間，中國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在八世紀中，居住在南方的家庭不到半數；到了一二○○年，已有超過七十％的家庭定居於南方。圖4-1顯示了從西元零年到一二○○年間的戶數統計。我利用美國人類學家暨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觀區域」（macroregion）方式來劃分中國，可看出一種此消彼長的趨勢：北方地區的家戶數量持續下滑，而長江中下游的戶數卻在八○○到一二○○年間增加了一倍以上。

￭政治遴選

隋朝的皇帝在七世紀初創立了科舉制度，但在宋朝之前，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者，僅占所有任官者的六至十六％，同時這些通過科考者，大多來自世代為官的顯赫世家大族或地方名門望族。宋朝自九七七年起開始大幅增加取士數量，授予功名者高達數百人而非數十人，其每年平均授予的功名數量，從前三個世紀的大約三十名、成長到九九七至一二七二年間的一百九十二名；與兩個世紀前僅有數萬人參加州試的情況相比，十三世紀初應試的考生通常都有數十萬人之多。

宋朝的開國皇帝對科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使其成為宋朝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徵。這些變革包括：增加授予的功名數量；除了原本禮部的省試之外，增加了「州試」與「殿試」，共分為三級；統一明定考試程序，以確保筆試的匿名性以及評分的最大公正性；制定州試的配額制，以控制通過州試的考生往京城流動的數量。這些調整使得應考人數遽增，考試的競爭程度也愈來愈激烈。

十一世紀時出現了「官學制度」，以教育國家未來的官僚。隨著十一世紀的另外兩項變革，亦即建立三年一次的科考時間表，以及選定「進士」作為通過考試的唯一功名，自此，科舉考試所呈現的制度形式，遂奠定了它在下一個千年所具備的特徵。

歷史學者小愛德華．A．克拉克與何炳棣認為，科舉考試促進了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舉例來說，克拉克發現一一四九年與一二五六年時，超過半數及第的進士，其父祖三代中並未有人擔任過一官半職，但關注地方歷史而非國家名單的學者修正了這項觀點，例如，歷史學者韓明士指出，因為應試名冊僅提供了應試考生直系父祖長輩的資料，並未記載旁系親屬（伯叔姑舅父、伯叔姑舅公、上一代的表親們）所擔任的官職。韓明士藉由檢視福州（江西）的一個地方性樣本，確認了少數家族一直在科舉考試中占有主要地位，並描繪出一幅流動性較低的宋朝社會風貌。

儘管這項爭辯很重要，但克拉克與何炳棣所描繪的全貌仍然相當精準。從唐朝到宋朝，中國的政治遴選機制產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相對於唐朝的貴族階層只要出身於氏族大姓就可以獲取官職，宋朝的仕紳階層必須相互競爭才能進入官僚體系。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查菲（John Chaffee）指出應試考生的人數在北宋時期保持相對穩定——十一世紀初有兩萬到三萬名參加州試，一個世紀之後約有二萬九千名，但是他估計到了十三世紀中的南宋時期，至少有四十萬名考生參加應試。

科舉考試也為中國社會帶來一種「任人唯賢」的風氣。學者柏文莉研究了宋朝作家撰寫的頌詞，並指出這段時期中社會風氣對世系血統的興趣日減、對科舉考試成功的重視日增。她認為，氏族大姓曾經足以確保年輕男性仕途順遂、年輕女性締結良緣，但是到了宋朝，情況已然大不相同。在宋朝，誠然家族關係仍是重要的社會與政治資產，但古老的血統譜系不再是獲取政治影響力的必要條件，甚至逐漸失去了它們的社會威望，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對其家族命運潛在影響的全新認知——他可以「藉由進士及第來光宗耀祖。」

￭菁英的策略

在社會層面上，唐宋變革涉及了中國社會政治菁英的性質與組成的轉變。十二世紀的南宋學者鄭樵（一一○四至一一六二年）簡明扼要地描述了它的本質：「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記載官員的先祖官職〕，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然則自五代（九○七至九六○年）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

我借用美國漢學家韓明士的比喻，並利用兩個假設的家族來說明從唐朝到宋朝所發生的變化。第一個家族在恩庇體制下，致力於為盡可能多的子弟安插官職，並幫助他們扶搖直上、官運亨通。為了達成這些目標，與已在官僚體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提供恩庇關係的有力菁英人士建立聯繫，似乎是最有效的策略。

第二個家族並無獲取官職或讓成員在官場上盡可能高升之意，因為科舉考試的結果無法確定，這個家族只想確保偶爾有些成員能獲取官職，如此一來就能維持家族的合法特權與社會聲望。對這個家族來說，最好的根基就是保持雄厚的家產，並與地方上其他權貴家族建立緊密的社會關係。「堅實的財產基礎」與「穩固的地方菁英社會網絡關係」，將有助於家族即便在無人擔任官職時，仍可保有地方上的地位與基礎，讓後代子弟得以藉此重獲官職。擔任官職儘管重要，但家族無法保證每個子孫都能獲得一官半職，同時還有許多其他（有些甚至更好）的財富來源，所以「多樣化」家族成員所承擔的義務並予以分頭進行，是十分合理可行的：有些子弟被送去應考、有些被送去經商、有些或許從軍或是帶領地方民兵，有些則接受訓練以管理家產。因此，利用聯姻的方式來建立更為緊密的地方關係，對第二個家族來說極有助益。反觀與相距遙遠的顯赫家族聯姻並無特別的價值，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遠方的支持對於在地的家族來說，可能用處不大。

第一個家族代表了唐朝的貴族世系。由於擔任官職是家族地位的唯一、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與其他中央菁英聯姻結盟遂成了他們保護家族權力與地位的策略。第二個家族則代表了宋朝的仕紳家族，一方面由於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無法確保子弟都能獲取官職，另一方面由於商業化使得職業選擇愈來愈多樣，因此，累積雄厚家產、深耕地方權勢望族的支持網絡以建立地方權力基礎，就成為他們的首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