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通俗與雅正之間，遊走歷史與偵探的筆
--貝雷茲－雷維特的西班牙旋風
文∕張淑英（台大外文系教授）
「文學再怎麼博大精深，一定要趣味橫生，引人入勝，否則讀者大眾聞文學色變，逃之夭夭」，這是近十年來引領西班牙書市風騷、而且贏得《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讚賞的西班牙小說家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rez-Reverte，1951-）的文學信念和寫作的理由。擁有21年戰地記者資歷（1973-1994），迄今也有21年創作經驗（1986-2007）的貝雷茲－雷維特，過去親臨戰爭現場，手持麥克風以渾厚鏗鏘有力的聲調傳遞給觀眾波濤洶湧、步步殺機的戰爭驚險，如今，他把那支擴大音效的麥克風轉變成遒勁有力的健筆，從記者轉換為小說家，完成22部小說，經翻譯成34種語言，在50個國家和讀者分享他重構歷史、編織冒險、耙梳偵探懸疑和英雄俠客的盎然趣味。
一手寫長篇小說、一手寫冒險系列
1991年，貝雷茲－雷維特開始在《XL周報》撰寫短評，這些短評同時在該集團發行的25份報章雜誌刊登，意味有450萬個可能的讀者。1994年結束記者生涯之前，貝雷茲－雷維特已經出版6部小說，其中的《擊劍大師》（El maestro de esgrima，1988）、《法蘭德斯棋盤》（La tabla de Flandes，1990）、《大仲馬俱樂部》（El club Dumas，1993）紛紛獲得美國、法國、瑞典、丹麥等國肯定，咸認貝雷茲－雷維特是解剖歷史、撰寫推理、偵探小說文類的箇中好手，然而當時在西班牙國內，貝雷茲－雷維特獲得各方肯定的才華仍然限於新聞報導獎項。
1995年貝雷茲－雷維特以蟬聯暢銷書榜46週的《聖堂密令》（La piel del tambor）成為書市的焦點，彼時雖有若干資深作家諷刺說道：「有貝雷茲－雷維特在文壇活躍，始能對照凸顯優質作家的作品，彰顯嚴肅文學的深邃與內涵。」儘管如此，貝雷茲－雷維特揮筆的勁道不曾停息，1996年他更試圖創造和福爾摩斯、菲力浦．馬羅、赫丘勒．白羅類同角色的人物，融合了劍客、海盜和騎士精神，鋪陳一系列的大眾歷史俠義小說。首部曲以《阿拉特里斯德隊長》（El capitan Alatriste）為名，開啟六部冒險系列寫作計畫，小說背景以十七世紀菲利普四世在位時期朝廷的「官場現形記」，以及西班牙黃金世紀海外征戰由盛轉衰的頹勢及社稷百態，故事系列從阿拉特里斯德出生（1582）寫到他44歲（1626），年少從軍參與西班牙對法蘭德斯（今之法、比及北歐低地國總稱）戰役，最後歸鄉回到西班牙。「隊長」只是個諷刺的綽號，若將這名字解構，阿拉特里斯德是「悲傷的阿拉」，他是個甘草人物，也是個反英雄類型，又像行俠仗義的吉訶德，也像《神鬼奇航》的「傑克隊長」。第六部《東岸雷凡特的海盜》（Corsario de Levante）到2006年始完成，阿拉特里斯德隊長和他一干伙伴沿著西班牙東海岸回到安達魯西亞的塞維亞，接受國王昭告的新任務。這十年間，在構思取材阿拉特里斯德的冒險與境遇時，貝雷茲－雷維特同時推出其他小說，讓期待「阿拉特里斯德隊長」續集的讀者，同時享受閱讀其他小說的樂趣，繼續浸淫以西班牙歷史、地理為小說藍圖的作品，例如《海圖迷蹤》（La carta esferica，2000）、《南方女王》（La reina del Sur，2002）、《戰爭畫師》 （El pintor de batallas，2006）幾乎都與「隊長」系列同年度出版，受到的矚目與喝采不下「隊長」系列，如此交叉創作，彷彿潘妮洛碧日夜不停織拆壽衣的耐力，讀者和阿拉特里斯德隊長不用等到故事結局，貝雷茲－雷維特在書市的旋風已然形成。
兼容學術趣味和影視娛樂
如今，文壇物換星移，貝雷茲－雷維特和他的作品已經成為學術殿堂從歷史小說、大眾文化和偵探小說切入研究的重要文本，也是電影、電視劇尋求題材和腳本的靈感來源，不僅出版社以新面貌重新推介這些小說，學界與讀者也回首研讀他十餘年前的《法蘭德斯棋盤》、《大仲馬俱樂部》、《擊劍大師》、《阿拉特里斯德隊長》，這些作品皆已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例如1994年英、西合作，由凱特．貝琴薩主演的《法蘭德斯棋盤》（曾有中譯譯為《人面獸心》或《赤裸的微笑》）; 《大仲馬俱樂部》由波蘭斯基執導，以《第九扇門》為片名;而屬於大部頭長篇巨著的《海圖迷蹤》，也在今年完成影片後製。貝雷茲－雷維特的書迷從文字轉換成視覺影像的凝視者，繼續追隨不同藝術文本的呈現方式。
另一方面，貝雷茲－雷維特文學創作的努力終獲肯定。2003年6月，他獲選成為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院士，他以〈十七世紀莽夫的語言〉為題演講，在西班牙最高學術機構談論黃金世紀時中下階層最真實貼切的民風俚俗。諸多轉變與榮耀，多產叫座的事實印證貝雷茲－雷維特的作品有其歷史底蘊及陶養，他發揮雅正和通俗文學的特點、讓沉重的歷史以詼諧幽默的面貌在扉頁間浮現，俠客豪情的主角人物談笑風生，也出糗逗趣，讓讀者認同書中人物，跟隨他們的際遇，很快在閱讀追蹤西班牙歷史的隧道中點燃一盞明燈，接觸到自己國家文化的輝煌與黑暗，也認識諸多正史與教科書中不曾記載的文人雅士的軼事，恰如許多評論指出：「西班牙的帝國殖民史最漫長，黃金盛世（十六、十七世紀）的文學作品質量最豐富，除了王宮貴族，更讓許多痞子、流浪漢、海盜、惡棍等中下階層的角色顯影，貼近普羅大眾。貝雷茲－雷維特善用並再現這幾世紀來盤根錯結的征服史、宣教業、愚民政策或宮廷祕史，讓每個歷史或虛構的人物都能保有他的尊嚴。」
歷史框架下的廣泛取材
難能可貴，中文書市將以章回小說的敘事趣味向中文讀者陸續引介貝雷茲－雷維特七部小說，他該也是西語國度第一人在中文出版界以如此氣勢出版作品的作家。事實上，他的作品在台灣是「重出江湖」，際遇好比他在西班牙前後十年不同的聲勢與格局。西語作品跨界到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強勢的出版品，但是讓中文讀者認識西班牙的作家與其讀者的結合，如何形成一種文化力量和閱讀習慣，也是出版界積極正面的貢獻。西班牙人會閱∕悅讀貝雷茲－雷維特的小說，好比一般大眾喜愛稗官野史、驚悚懸疑電影或武俠小說的熱忱。今天貝雷茲－雷維特的旋風和寫作風格形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布拉斯哥．伊巴涅茲（Vicente Blasco Ibanez，1867-1928），帶給西班牙讀者對歷史和本土的嚮往和著迷。當然，貝雷茲－雷維特的作品也需要時間的淬煉才能知道未來的讀者會不會拋棄它們。喜愛《達文西密碼》的懸疑和解構藝術知性之旅的讀者，不致抗拒早在十餘年前便面世的《法蘭德斯棋盤》、《聖堂命令》或是最新巨作《戰爭畫師》（El pintor de batallas, 2006）;熱愛海洋文學如《金銀島》中真誠與冒險的精神，梅爾維爾《白鯨記》中海底探險、體驗惡劣環境與困頓生活的挑戰，康拉德作品中疲憊返鄉的英雄和出發前迥然不同的心境……等等作品的同好，不會拒絕認識地中海海岸的傳奇：《海圖迷蹤》。
這七部作品都屬於偵探小說，也有屬於這類創作典型的橋段和人物：老奸巨猾的權貴，聰明∕致命的女人，博學多聞的「專家」，小卒變英雄的甘草人物。七部小說主要都以西班牙歷史、地理幅員為背景;貝雷茲－雷維特著墨在喚起古老的、傳統的、被遺忘的歷史記憶，並向這些歷史致意∕致歉。每一部作品經過詳實考究，逼真呈現每種專業的藝術與特質，以及時代背景和人物隸屬區域所使用的語彙和語法。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到貝雷茲－雷維特以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滲入小說人物性格的企圖心。例如《法蘭德斯棋盤》運用現代的修復技術和偵探推理去透視中世紀末的謀殺案;棋子的顏色象徵和對位公式，在在顯露作者以棋盤為鏡，交叉編織陷阱與懸疑的棋中棋。《戰爭畫師》影射的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戰爭（1992-94），隱含著貝雷茲－雷維特記者生涯的寫照;這當中，攝影、戰火、繪畫、對話都成了再現記憶與創傷的媒介，兩個不同際遇的人的交會，透過這些媒介，封鎖也揭開了內心的孤寂與傷口。《聖堂密令》裡高科技的電腦駭客對照傳統宗教信仰的熱忱，尤其將每個人物的身體論述和凝視的心理學描繪的相當細微。《擊劍大師》在十九世紀再現古老的騎士和劍道精神，也披露政治的貪腐和罷黜女王的光榮革命。一把劍將年輕的仕女和成熟的大師結合起來，擊出了精神分析中最常探討的三種慾望：情欲、權力和知識。《大仲馬俱樂部》呈現典型的互文書寫和後設小說擬仿;《海圖迷蹤》著墨十八世紀海洋地圖、儀器、製圖測量等工具的考證，勾勒出截然不同的「挖寶」探險：科學探索v.s. 物質誘惑兩種對立的價值策略;《南方女王》裡一開始便以「電話響了，她知道將會被做掉……」凸顯了女性的身分和性命攸關的張力; 加上疆界的混雜—西班牙南部、北非、墨西哥，毒梟、警探……火線交錯的驚險，以及行話和地方口語混雜的書寫，顯現貝雷茲－雷維特同中求異—在相同框架下廣泛取材的寫作構思。
七部作品雖然各自獨立，許多情節卻又彼此銜接，交互引用，刻意營造謎中謎、書中書、仿諷、多層次語境論述等典律的指涉技巧。以廣被討論的三部曲為例 （《法蘭德斯棋盤》、《聖堂密令》和《大仲馬俱樂部》），《聖堂密令》的敘述拉回到《法蘭德斯棋盤》的故事與氛圍; 而《大仲馬俱樂部》裡彷彿見到《基督山恩仇記》和《三劍客》隱形其中; 另外，小說每一章節的註釋引文，都牽引出更多的史料和相關作品，它們可能是走迷宮裡誤導的線索，也可能是破案解碼的關鍵。小說第一句話開始，便點出背後所隱含、錯綜複雜的歷史與文獻。「密封的包裹隱藏著一個謎，這個謎中有更多未解之謎……」（《法蘭德斯棋盤》）; 「我叫波利斯．巴肯，我曾翻譯過《帕爾瑪宮闈秘史》……」《大仲馬俱樂部》」; 「曾為海盜的電腦駭客入侵梵諦岡電腦系統……」（《聖堂密令》）。當然，除了這三部曲之外，也有因為指涉的枝節和繁複的專業技術，致使長篇敘述時而切斷緊湊的情節 （例如《海圖迷蹤》），褒者讚譽是懸疑、知性，讓讀者成為共犯結構; 貶者謂之冗長龐雜。可以窺出，貝雷茲－雷維特效法波赫士〈巴別塔圖書館〉或艾可的《玫瑰的名字》的敘事技巧的企圖。
在地情感，全球閱讀
貝雷茲－雷維特的作品從叫座到叫好，其實並沒有脫離西班牙文學創作的基本路線。西班牙文學、文化的變異，常以佛朗哥逝世後這三十年來作為觀察新興文化發展的階段，文學創作依然在歷史小說、情色小說和偵探小說三個大框架中發展，也有作家被區域、都會或鄉土特色區隔，形成「某某風格∕派作家」的潮流。嚴肅文學（叫好）作家苦心孤詣寫出幾部佳作，囊括重要文學獎項後，便有封筆的趨勢; 有的或拋不開對歷史的承諾與責任，因此詮釋歷史無法釋放正面的重擔，書寫筆觸更沉重;若干偵探小說家曾經風靡一時，以當代政治社會為背景，琢磨推理、科學分析，較少觸及歷代歷史的傷痕;情色小說家以女作家居多，都會生活、飲食男女、兩性問題都隨著社會的開放形成文學創作的顯性主題; 追隨奇幻文學或是後設小說創作技巧也有一炮而紅，卻有後繼無力之虞。說貝雷茲－雷維特大膽批其逆鱗，揭發西班牙大國崛起的霸道也罷，或是揶揄自己國家殖民帝國衰頹蕭然亦可，他融合歷史小說和偵探小說的迷魅，大家讀歷史不再沉重，享受偵探懸疑的刺激卻可以從中挖掘不知道的歷史真相，找到自己。
後現代西班牙「眾聲喧嘩」的現象裡，西班牙讀者喜歡閱讀自己（雖然逐漸有「大歐洲」概念），也隱約散發一股懷舊愁緒，以伊比利亞半島為根基的書寫很能召喚他們的心靈。如同海史密斯（P. Highsmith）在《懸疑》裡提到的「很激動、充滿感情去感受一則故事、一段歷史」。當旅行文學風潮盛行（非關想像的旅行文學），海洋議題被重新關懷時，全球各地的作家似乎熱愛飄洋過海，寫異地旅行文學，西班牙作家卻偏愛書寫在地之旅。同樣的道理，美式的驚悚懸疑或暢銷手法，為何不可以是「西班牙製造」？十餘年來，貝雷茲－雷維特就在這種書寫自我的內在需求中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慾望。
美國媒體的讚譽或許跨大了些，但總是掌握了些許證據，才寫出了這樣的評語：「貝雷茲－雷維特是約翰．勒卡雷和馬奎斯的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