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塞勒斯．菲爾德（1819-1892）：用電纜連接大西洋兩岸的大亨（節錄）

對後世的影響

　　菲爾德自一八三○年代開始經商，在那個時候，世界各地的資訊傳播速度並未比之前幾個世紀快，一切都要仰賴航行和風的條件。在他的有生之年，通訊世界的變化，比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印刷術之後的任何時候都要劇烈得多。政治科學家黛博拉‧斯巴爾（Debora Spar）寫道：「在一八三○年，從倫敦傳送訊息到紐約或孟買，到達目的地所需要的時間和達伽馬或麥哲倫時代相同。」（即十六世紀初到中葉）舉例來說，在十七世紀初，船隻橫渡大西洋需要十四天到四個月的時間依氣候而定。蒸汽輪船出現後，運輸時間縮短到十天左右，而後有了海底電纜，到一八九二年菲爾德去世時，歐美之間的通訊幾乎是即時的，世界各地的通訊也是如此。

　　發展速度之快讓人難以置信。一八三八年，山繆‧摩斯向國會提交電報的原型，到了一八五○年代，美國全境縱橫交錯的電報纜線已達兩萬三千英里；到了一八八○年，全球地下電纜鋪設已近十萬英里，重塑了國際貿易、政府和外交的格局。菲爾德讓美國與歐洲得以即時通訊後，美國便很難再維持其在全球事務中一貫傾向的孤立地位。跨大西洋電纜是美國世紀的通訊門戶，它讓美國商業、文化及政治的影響力加速擴張到全球的各個角落。

　　電報不僅即時地連結著全世界，也成為後來國際通訊突破的橋梁──例如二十世紀二○年代的無線電、五○年代的電話，以及九○年代的網路。就像電報一樣，無線網路的魔力也建立在電纜的堅實基礎上。回顧既往，跨大西洋電報是比網路更重大的突破。毫無疑問地網路是項顛覆性的技術，但在它出現的時候，全球即時通訊已經存在，我們已經可以透過電話跟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通話，可以在客廳關注地球遠方發生的事件—例如人類登陸月球、越戰、中國的暴力抗議。但是，當一八六六年電報線成功連接至哈茨康坦特時，世界立即以一種真正不連續性的方式發生變化。

明日的建設大師

　　菲爾德是典型的建設大師，他從無到有，創造出一個高度複雜計畫可以蓬勃發展的環境。他是一位熱情的推動者，堅定地面對挑戰，像黏著劑般地把各種不同角色及專家聚集在一起，促使各方在每次失敗後重新審視自己的想法，並保持成功在望的樂觀態度。他花了很多時間和承包商及科學家溝通，他們也欣賞他永不停歇的好奇心、具感染力的急迫感，以及旺盛的樂觀精神。沒有菲爾德，跨大西洋電纜終有一天還是會鋪設，但很難想像在技術如此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像他這樣的人來領導、激勵和組織資金、技術、各種人才，當然還有整個計畫的設計和執行，如何能這麼早地完成這項工作。

　　塞勒斯‧菲爾德表現出許多能與我們產生共鳴的特點，特別是我們也會著迷於大大小小的創新公司所發展的新技術。他是個一流的企業家，構想了一個偉大的想法，克服一個又一個的障礙，最終實現了它。他是個偉大的團隊領導者，聚集各領域專家──他們之間有許多人意見不一致──塑造了一個堅持不懈地追求唯一目標的高效團隊。而且他似乎可以昇華自我，好讓身邊的人才嶄露頭角。如今，人們非常關注公私協力關係──即企業、金融界和政府之間的密集合作，以共享資源和分擔風險。我們從亨利王子努力和商人合作看到了這一點，而塞勒斯和大西洋兩岸政府的密切合作，也清楚地體現了這個模式。

　　但最重要的是，塞勒斯代表一種領導者──例如埃及金字塔的建築師，和建造羅馬輸水道的工程師──他們完成了如此宏偉的工程，改變了人類對可能性的理解。

　　跨大西洋電報，有時也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網路」，取代了靠風力及蒸汽驅動的船隻，傳遞全世界的資訊。既然溝通或許是加速全球化最強大的力量，菲爾德的成就對接續成吉思汗、亨利王子及羅斯柴爾德所開創的一切，都是至關重要的。菲爾德的跨大西洋電纜，以及之後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的電纜，壓縮了時間和空間，讓世界愈來愈小，讓各種國際影響力的擴張大大加快。

　　跨洋電纜成為許多通訊方式的直接始祖，包括國際電話服務、從一個國家傳送到另一個國家的無線電及電視、在我們頭頂盤旋的通訊衛星，或是讓我們所有人連接至網路空間的高速寬頻網絡。有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各大陸間接近百分之九十五的通訊—包括電子郵件、電話、影像和金融匯款──並不是透過空氣或太空傳輸，而是透過將近一百萬英里長的海底光纖電纜傳輸，而且這種需求還在增長。舉例而言，在二○一四年八月下旬，一個擁有六間全球公司的財團致力於建造並運營一個新的跨太平洋電纜系統，連接美國和日本，以適應對寬頻、行動電話及其他通訊的劇烈需求，包括資料、聲音、訊息、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數位娛樂。多虧了塞勒斯‧菲爾德，這不算什麼新鮮事了。

第八章  瑪格麗特．柴契爾（1925-2013）：復興自由市場的鐵娘子（節錄）

    一個十歲的小女孩，金黃色的短髮旁分、向後梳，剛洗了臉，不停地動來動去，或是摺疊亮紅色的選舉傳單，或是在保守黨總部和投票站之間來回跑著，傳遞著八卦和資訊。當時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國的選舉日，瑪格麗特在倫敦北方一百英里格蘭特罕（Grantham）的中產階級小鎮，幫助他的父親阿爾弗雷德‧羅伯茨（Alfred Roberts）競選保守黨候選人。

    瑪格麗特‧羅伯茨有天會成為瑪格麗特‧柴契爾，是有史以來第一位成為英國首相或主要工業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女性。她的成就不只如此，她還會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倡議者，推動政府放鬆對自由貿易和投資的控制，出售國有企業給私人，削弱工會力量，還有允許市場能跨越國界進行連結，建立聯絡網路，這些舉措在過去或現在都是全球化的動力。若想理解柴契爾對強化世界聯繫的貢獻，可以從檢視政府解除對貿易和投資流動限制的意義著手。例如，在她上任前，政府在通信、能源和運輸等行業擁有許多公司，這些公司由國家支持，基本上是與世隔絕的壟斷企業。他們沒有發展得更好或更現代的誘因，也不需為了競爭和生存擴張到全世界，不過一旦公司私有化──也就是對大眾發售股票──為了增加盈利而讓運作變得全球化，就變得更加迫切。柴契爾政府放寬了倫敦金融城活動的限制規範，該城是英國版的華爾街，此舉讓倫敦出現了一個更具全球競爭力的金融中心，這部分也是因為英國的銀行過去不能自由與國外企業合作，但現在已經解禁了。第三個例子是柴契爾重創工會的影響，這意味著勞動力必須更有競爭力才能生存下來，特別是因為政府支持更自由的貿易。這一切都促成了更加全球化的經濟活動。不過，就像本書中的其他人，柴契爾在她身後對人類留下了相當大的傷害，當然，不是像成吉思汗那種影響，而是「柴契爾主義」大量毀滅許多社區，導致許多人陷入貧窮，這個國家已由階級支配，柴契爾主義又激烈加劇國內不平等的情況，讓社會更優待富人、知識分子和有人脈的人士。

    在柴契爾的神話中，她父親的雜貨店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標誌性象徵，店長必須賺錢才能生存，為了盈利，他們必須體現企業家的理想：努力工作，平衡帳目，並與顧客培養良好的關係。除了戰時配給和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政府對商店的成與敗並沒有什麼影響。的確，她父親在格蘭特罕街角的商店對她的人生來說，就像小木屋對林肯的故事一樣。

    在柴契爾的記憶中，父親對她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對母親的印象就沒那麼深刻了，主要是因為她是個家庭主婦。「（我父親）告訴我，你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信仰，」她回憶道，「然後實踐它，你不能對重要的事妥協。」阿爾弗雷德在閒暇時間做過各種公民職務──市議員、市長、商會主席和扶輪社主席──公共服務的興趣也傳給了她的女兒。年輕的瑪格麗特看著父親指導扶輪社的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讓她印象深刻，並讓她這一生都更偏好私人的慈善事業，而非政府直接幫助窮人。

    阿爾弗雷德是一個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家庭生活也都以教會為中心。柴契爾幾乎整個星期日都會在教堂裡度過。多年後，她說起父親認為信仰便是讓人懂得明辨是非。「有些事你就是不能做，」她回想道，「責任在我們心中非常根深柢固，對教會的責任，對鄰里的責任和勤勉自律都一直被強調。」

    柴契爾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強加給英國犧牲和勇氣的文化中長大的。從她十四歲起，她的日常生活經常被停電中斷，空襲警報響起時，也得停下工作匆忙戴上防毒面具。在戰時，炸彈轟炸格蘭特罕的工廠，七十人喪生，兩百人受傷，許多格蘭特罕的居民要求英國遠離戰爭，但阿爾弗雷德‧羅伯茨相信重新武裝是為了保護帝國，他認為帝國是法律和秩序的堡壘，會影響外國領土的文明。他一直對國際聯盟持懷疑態度，聯盟無法阻止希特勒崛起時，更證明了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女兒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同意他的觀點，所以等她有機會時，她將奉行強硬的外交政策。

「兩種生活方式的戰爭」

    瑪格麗特於一九四四年十月進入牛津大學，主修化學。她加入衛理公會讀書會和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在一群志同道合的學生中，初次涉入政治。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時，工黨向邱吉爾領導的保守黨政府發起嚴峻的挑戰，他們警告在厭戰環境下，英國可能衰退回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工黨認為，重建受轟炸城市、解決戰後住屋及工作機會短缺的唯一方式，是讓國家掌管經濟，控制關鍵行業。雖然保守黨反對大幅增加國家權力，他們仍然支持政府擔任重要的角色，當時很難在立場上與工黨有明顯的劃分。

    柴契爾沒有這樣的問題。即使她還是個大學生，她便因為能懷抱信念和熱情解釋保守黨理念的特質，而受到矚目。她猛烈抨擊社會主義，抨擊政府對工業和社會服務的控制，抨擊工會對國家政治的惡性影響，這都為定義她往後半世紀政治生涯的爭議埋下伏筆。她和父親一樣，都是名狂熱的愛國者，全面審視英國在世界應該扮演的角色，儘管當時帝國正在衰退，經濟已幾近崩潰，而它的軍事影響力也因美國和蘇聯而黯然失色。

    身為一名牛津的學生，柴契爾參加過校園辯論，而且經常回到格蘭特罕，為那些等待聆聽專業政客發言的觀眾暖場。她學習公共演說，提高她的表達能力，在學校裡，她如飢似渴地閱讀，她的思想受到保守派經典著作的影響，例如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悲觀地預測社會主義的未來；艾爾頓勳爵（Lord Elton）在《帝國聯邦》（Imperial Commonwealth，暫譯）對大英帝國未來的積極展望；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在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中，描述蘇聯共產主義的殘酷現實。

    一九四七年，瑪格麗特取得化學學位離開牛津大學，在英國賽璐珞塑（British Xylonite Plastics）找到化學研究員的工作，後來進入了位於漢墨史密斯（Hammersmith）的約瑟夫‧里昂食品公司（J. Lyons & Co）研究部門，負責檢測蛋糕餡料和冰淇淋的品質。但政治占據了她的夜晚和週末。一九四八年，她獲得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當時她參加在威爾斯蘭迪德諾（Llandudno）舉辦的保守黨會議，認識了當地的黨協會主席約翰‧米勒（John Miller），他正在尋找在他的選區—倫敦東南方郊區達特福（Dartford）—競選議會議員的候選人。多年來，達特福的選區中工黨都是壓倒性的勝利，但米勒認為這位年輕有力的候選人，至少有一點勝算。瑪格麗特‧羅伯茨相繼在一九五○和一九五一的選舉中失利，但她的想法和精力讓每個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一天只睡四小時，到商店和工廠走訪工人與勞工，她為了宣傳似乎願意去任何地方、見任何人、做任何事，包括打扮成酒吧女服務生以進入男士俱樂部、倒啤酒，還讓報紙拍照。

    柴契爾在一九五○和一九五一年發表的競選演說主題，幾乎和她後來三十年擔任首相時的演說沒什麼不同：工黨的提議對英國的生活方式構成威脅；福利國家會剝奪公民自力更生的本質傾向；管理經濟就像管理家庭一樣—支出必須符合收入，就這麼簡單；必須維護大英帝國；英鎊要再次走強；必須恢復英國的「偉大」。典型的演說包括下列的內容：

    我們將進入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爭，一種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奴隸制，另一種則通往自由……在一九四○年，並不是國有化的呼聲讓這個國家奮起對抗極權主義，而是對自由和解放的呼聲。

    在第一次達特福競選活動中，她認識了商人丹尼斯‧柴契爾，他是一家生意興隆的化工企業繼承人，他們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後來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結為連理。柴契爾仍繼續里昂公司的工作，晚上則接受律師訓練，一九五四年一月，她開始執業，一個月後生下了雙胞胎。多虧她丈夫的收入，才能僱用保母照顧小孩，讓她得以自由從事全職工作。「婚姻是上天的安排，但如果能腳踏實地賺錢就更好了。」她當時說。一九五六年，她決定重返政壇，但又過了兩年時間，她才贏得在芬奇利一個保守黨席位的提名，那裡是北倫敦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區。她的競選政見為她的政治生涯增添了重要的一筆，包括她呼籲降低賦稅以激勵人們創造財富，並攻擊政府救助陷入困境的行業是不道德的。（未完）